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2020)

2020年GDP過萬億的23座城市，均已經公佈瞭2021年上半年GDP和財政收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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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盤點發現，萬億GDP城市財政收入上半年增勢杰出，均實現兩位數恢復性增長，但其財政收入規模與GDP排名並非逐个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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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上海、北京、深圳財政收入規模遙遙領先。同為一線城市的廣州，因為多瞭一層省內分红，歸屬廣州的当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相對較小。同樣由於省級政府轉移付出，廣州上半年財政开销規模約為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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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2020年上半年当地財政收入波動較大，若以2019年上半年為基數，衡量萬億GDP城市兩年增速，長沙、杭州、寧波增速領先，增幅超過20%，濟南、福州、無錫、青島、蘇州、泉州、南通等城市增幅超過15%。這些城市多為東部滨海發達城市，兩年財政收入增幅超過15%，反映出整體發展質量效益較好。

若以上半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來看，上海單位GDP的財政產出最高，占比為23.5%。第二梯隊包含杭州、北京、天津、深圳、寧波，比重在16%-18%左右。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能必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經濟發展質量，與財政分红體制有關，也跟当地產業結構、產出效能等相關。

滬京深財政收入規模遙遙領先

從上半年財政收入規模來看，上海、北京、深圳的財政收入規模遙遙領先，分別實現当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732億、3254億、2353億元。

這與其各自GDP規模大致相當，23座GDP過萬億的城市中，僅6座城市上半年GDP超過1萬億元，其间上海、北京上半年GDP打破或挨近2萬億元，深圳居第三位超過1.4萬億元。也便是說，年度GDP破萬億已經是大城市經濟實力的體現，但萬億GDP城市俱樂部間差異比較大。

上海、北京、深圳上半年GDP兩年平均增速都在4.8%，相較其他萬億GDP城市增速偏低，反映出超大城市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後的增長常態。

與之相適應的，雖然財政收入規模較大，但上海、北京、深圳上半年財政收入兩年增速偏低，上海和北京分別為5.6%、2.6%，深圳為10.3%。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查閱上海半年數據發現，作為全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上海的消費恢復較快，無論是實體店鋪還是升級類消費增速領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長7.6%。上半年大宗商品买卖活躍，上海批發零售業、航運服務業增勢較好，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等現代服務業也有較好表現，這些推動上海三產加快恢復，兩年平均增長5.2%。不過，上海近年面臨往外疏解低端制作業的壓力，上半年汽車、專用設備、電氣機械等規模以上制作業好於預期，但規模以下企業仍面臨下行壓力。

北京近年來由於疏解非首都功用，以及整理低端制作業等，工業生產增長相對低迷，對当地財政收入帶來負面影響。可是，得益於國藥北生研、科興中維兩傢疫苗企業上半年累計產值打破1200億元，帶動醫藥制作業增加值增長2.9倍，北京上半年工業生產異常亮眼。

北京三產占GDP比重超過80%，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等現代服務業是其根本盤，這兩大行業在疫情中維持較高的增速。不過，作為首都的北京，由於疫情防控最為嚴格，接觸型服務業、餐飲消費等恢復較慢，是上半年的连累要素。

深圳的工業占比偏高，但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兩年平均增長3.2%，成為一大连累要素。深圳是中國出口榜首大城市，上半年出口規模約8534億元，兩年平均增長6%，但在我國出口逆勢增長的布景下，這個增速與全國平均水平比较並不高。由於近年來深圳土地本钱大幅上漲，工業投資趨緩，上半年工業投資兩年平均增速為0.9%。加上深圳上一年以來加大瞭房地產調控力度，上半年房地產開發項目投資同比下降12.9%，這也是深圳上半年經濟增速偏低的重要原因。

當然，雖然超大城市發展增速趨緩，但實力合计遙遙領先。像北京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结3254.4億元，同比增長15.3%，連續四個月坚持兩位數增長態勢，已經超時間進度完结預算的57.6%。其间，信息技術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制作業等共8個行業財政收入超過百億元，合計完结2568.8億元，貢獻全市財政收入的78.9%。

需求指出的是，廣州上半年GDP兩年平均增長5.2%，在一線城市中增速最高。廣州上半年出口、投資增速相對較高，出口兩年平均增長15.9%，投資兩年平均增長13.3%，這些推動廣州在一線城市中維持較高的增速。

由於廣東省內財政收入分红機制，廣州的部分收入要劃歸廣東省財政，廣州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約936億元，與其GDP規模排名不相符。不過，得益於廣東省財政轉移付出，廣州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开销規模達到1506萬億元，為廣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6倍，在廣東省內僅次於深圳的开销規模（約2264億元）。

怎么做到兩年增長超15%？

假如隻是看上半年財政收入的同比增速，萬億GDP城市的增速在12.3%-71.9%之間，增勢相當好。考慮到上一年各城市財政收入受疫情及方针影響較大，若以2019年上半年作為基數，能够看出城市間兩年來的變化差異。

長沙兩年來的財政收入增幅高達30.9%，杭州、寧波的增幅在24%、22.5%，濟南、福州、無錫、青島、蘇州、泉州、南通等城市增幅超過15%。

長沙是其间仅有的中部城市。得益於東部產業轉移，以及本钱、物流、區位優勢等，近年來中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居前，工業生產、投資、進出口等增長都較快。由於疫情防控得當，長沙2020年首先從疫情中恢復，2020年上半年實現GDP共5621億元，同比增長2.2%，在萬億GDP城市中增速領先。2021年上半年長沙GDP為6366億元，同比增長11.5%。上半年長沙實現当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57億元，同比增長22.7%，相較2019年同期增長30.9%。

湖南省社科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尹向東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明，近幾年長沙產業發展比較好，工程機械、電子信息、新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增速較快，這帶來瞭当地財政收入的大幅增長。别的，長沙作為網紅城市，触类旁通、旅遊等板塊增長勢頭也比較好。

中心財經大學財稅學院院長白彥鋒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明，依照國內雁陣式發展形式，中部城市長沙制作業基礎較好，加上房價、本钱操控得當，這些都有利於招引產業投資。長沙也比較註重數字經濟的發展，触类旁通娛樂方面的創新不錯，這些要素模模糊糊推高其財政收入。

除瞭長沙之外，其他財政收入兩年增幅超過15%的均為東部滨海城市，上半年進出口形勢較好，是其面臨的模模糊糊利好要素。

以濟南為例，上半年實現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瞭600.5億元，同比增長19.3%，相較2019年同期增長瞭19.5%。濟南上半年GDP為5199億元，兩年平均增長5.5%，没有恢復至疫情前正常水平。但工業生產、進出口形勢好，上半年實現進出口總額855億元，兩年平均增長30.6%，這些帶動瞭濟南企業、財政效益的大幅改进。

當然，不同城市財政收入大幅增長背後的原因有差別。

以浙江省的杭州和寧波為例，上半年杭州、寧波的GDP規模分別為8646、6641億元，杭州三產占比較高挨近70%，寧波二產占比合计高達47%。杭州上半年GDP兩年平均增長7%，寧波增長6%，推動這兩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要素不同，杭州是三產（兩年平均增長8%），寧波是二產是（兩年平均增長6.7%）。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查閱數據發現，寧波、蘇州等城市更多受出口利好要素帶動，杭州、福州等三產占比具明顯優勢的城市，尤其是數字經濟的逆勢大增，是推高這些城市財政收入的主因。

白彥鋒表明，上半年東部滨海城市經濟增長較快，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海外疫情延伸導致東南亞訂單从头回流到國內，就像打瞭一針強心劑。至於這股回流是短暫的還是趨勢性的，業內仍有爭議。

面對外部復雜形勢，以及下半年外貿的不確定性，這些出口型城市也面臨一些挑戰。

濟南市統計局指出，受芯片供應缺少和市場需求影響，6月電子計算機整機產量下降23.8%，服務器下降24.3%。汽車類產品供給在明顯放緩，二季度以來持續回落，6月當月載貨汽車產量較上年同期下降38.7%，汽車用發動機、汽車儀器儀表分別下降21.9%、25.0%。

7月31日，寧波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指出，下半年要積極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加快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在鞏固出口優勢的同時，拓寬出口轉內銷、擴大消費品進口的途径，切實增強深耕國內市場的才能。下半年還要促創新，深化國傢自主創新演示區和甬江科創大走廊建設，高水平打造甬江實驗室，完善產業技術研究院分類分級浓艳機制，推動各類創新要素加快向技術堵點会集發力，盡快打破一批關鍵中心技術。

上海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高居首位

假如從上半年財政收入與GDP的比重來衡量，會發現萬億GDP城市的差異很大。

上海上半年財政收入與GDP比重為23.5%，遠超其他城市。第二梯隊的杭州、北京、深圳、天津、寧波等大概在16%-18%左右。第三梯隊的南京、蘇州、武漢、青島、鄭州、濟南、長沙、無錫等占比超過10%。

這裡有財政體制的關系，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與中心財政直接分红核算，省會城市、地級市除瞭央地間分红，還面臨與省級財政的分红核算。當然，除瞭收入端的分红，絕大部分中心財政收入還是通過轉移付出用於当地經濟。

尹向東表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一個衡量当地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但也不能單純看這一個指標。像廣州、深圳發展質量比較好，但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差異較大，主要是財政體制的原因。不同省份省內財政收入分红雖然大同小異，但還是有差異，有些區域地市留存的財政收入相對較少，地市自主性會差一些，而有些地市提留的部分較多。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的稅收方针存在差異，還有当地“稅收窪地”競爭，也會形成財政收入的差異。

上海的財政收入占比為何明顯高於其他城市？

白彥鋒表明，我國經濟最有生机的当地，在東部滨海發達地區，人才、信息、資源比較集聚，抗疫防疫方针相對科學靈活，疫情對經濟影響較低，再加上一些財稅方针的支撑，這些当地財政收入狀況比較好。這也跟財政體制有關，比方上海等地匯集瞭比較多的企業總部，企業所得稅匯總繳納於此，還有很多高收入人群等，都使得這些当地稅源更豐富。

“上海這幾年捉住瞭產業革新的新機會，長三角一體化推進得有聲有色，都會帶來更高的財政產出作用。當然，北京作為科技創新中心，雖然存在產業往外疏解的壓力，但也在積極推動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等發展。”白彥鋒指出。

上海和北京很杰出的特點在於總部經濟發達，上海多外資企業總部，北京的央企總部較多。上海統計局數據顯示，到6月底，跨國公司累計在滬設登时區總部達到802傢，外資研發中心493傢。北京雖然匯集瞭比較多央企總部，帶來瞭較豐厚的企業所得稅收入，但作為政治中心的城市定位，較為嚴格的疫情防控要求等，一些非經濟要素會對產業發展帶來影響。

别的，表現比較杰出的在於杭州，既不是直轄市也非計劃單列市，卻排在第二梯隊的首位，財政產出效能很顯著。

白彥鋒指出，杭州近幾年財政收入表現杰出，很重要的在於其平臺經濟的發展。隨著疫情的發展變化，線上买卖代替線下买卖成為趨勢，這加劇瞭國內地區間財政收入分配不均。我國現行的財政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線下實體經濟相適應的，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壯大，未來財政體制也需隨之轉變，為線上線下經濟公正競爭、協調發展創造杰出的外部條件。

這也是国际各國面臨的模模糊糊課題，圍繞“數字稅”的討論不斷增多。此外，加強對互聯網科技公司反壟斷監管，關註平臺經濟的信息安全和數據安全，也已成為全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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