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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宋朝逛逛“证券生意所”

先来看看耐得翁《国都纪胜》的一段描绘：“国都（杭州）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生意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鞲，纷纭很多。”

引文说到的“交引铺”，非常接近于今天的证券生意所，在这儿成交的产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犀象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施比较广泛的禁榷准则，盐、茶、矾、香药等采用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建立的榷货务入纳现钱，交换一张交引，然后凭着这张交引到指定地址收取盐茶等商货。

宋太宗时，为了引导军用物资流向边郡，宋政府又创制“折中法”：商人在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评价后发给交引。为招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评价远高于商场价，高出商场价的那部分，叫做“虚估”，商场实践生意价则叫做“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收取钱或许茶、盐、矾、香药等货品。

交引的原始功用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商场经济的开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用，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转功用——因为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赢利空间，可以招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易手，实践上就是切割“虚估”赢利的进程，直至最终的生意价格接近于交引的“实估”。

并且，交引作为一种可凭据提货的产品，在商场上的价格也会升跌，只需有升跌，便可以招引商人投机、追涨杀跌。因而，交引商一般并不是用交引提货，而是直接进行交引的买入、卖出。“认引不认人”的特色也让交引的自在流转成为可能。所以，类似于证券生意所的“交引铺”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证券生意非常兴旺，《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一些州县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可见各个“冲要州府”都设有“交引铺”。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证券生意非常昌盛的金融中心。《东京梦华录》描绘说，开封城内“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生意之所，房屋雄壮，门面宽广，望之阴森，每一生意，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这儿的“金银彩帛生意之所”，便包含“交引铺”。南宋的杭州，单“界北”的一条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铺”。交引的生意是大宗生意，必须有非常雄厚的本钱，所以这些“交引铺”的门面，都摆出大堆“金银及见（现）钱，谓之看垛钱”，以示自己的资金流足够。

（《清明上河图》仇英摹本上的金银铺。宋代的金银铺，一般也是交引铺）

跟一切的证券生意相同，“交引铺”当然也是经过买进、卖出交引的差价获利。北宋时，京师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几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生意以射厚利”。

为了坐获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鳄”还凭仗其雄厚的资金我，操作商场，压低交引的商场价，购入交引。如北宋皇祐年间，“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有钱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交引铺”收买的交引，一般不会直接用于提货，而是易手卖给茶盐商：“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

在宋代，交引的生意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舞的。即便呈现大铺商操作商场的状况，宋朝政府对交引商场也没有采用限制的做法，而是采用官员范祥的主张，建立官营的“买钞场”，在交引的商场价太低时，以略高于商场价的价格买入交引；而当交引的商场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商场价的价格出售交引。借此来平抑交引生意的商场价格。

这一做法，叫做“范祥钞法”。宋人王巩《顺手杂录》说，“范祥钞法，……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

宋代之后，明清持续保存食盐的直接专卖，民间虽有暗里的盐引生意，但已属不合法的暗盘，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则要求，商人假如典当、生意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入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商场，在宋朝消亡之后，并未能持续发育强大。

（节选自吴钩《宋：现代的黎明时辰》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