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算力哪个好(以太坊和比特币谁更值得投资)

　　小创说：为什么老师会批评牛顿搞学术是闭门造车？爱因斯坦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算力哪个好的思考方式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优秀的创业者要会解决问题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算力哪个好，更要学会如何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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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以下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算力哪个好他的思考方法论。

　　据说熊彼德 (J.A.Schumpeter) 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算力哪个好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我是如何“偷思”的

　　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就是为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赫舒拉发 (J.Hirshleifer) 在课后问我：“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算力哪个好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谁是谁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他常强调某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观点作客观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去维护自己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尽信。当然，高手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去衡量，但不可以认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得了过半

　　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指引，有几点要补充。

　　NO.1 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所在。

　　举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替换代价下降"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

　　NO.2 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 (A.A.Alchian) 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 (Utility) 的量度困难为热门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

　　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即量度，不外是以武断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解释人类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收租办法？" 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NO.3 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高手中，衡量问题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 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不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什么？" 若所知，与其他知识没什么关连，或所知，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有很多问题不仅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

　　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 (Hunch) 抹煞了，以至什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的辩论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问题。在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 (Deductive Method) 或"归纳法" (Inductive Method) 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在了牛顿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的，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英国早期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推理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推理也没过人之处。

　　这可见思想见解 (idea) 是首要，逻辑次之。得到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 (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突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个假定答案，然后再慢慢将预感从头分析。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嘉素 (R.Kessel) ，是行内知名预感奇才。在 1974 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不了的，从哪来没有一定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

　　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特征正相反。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问题可用不同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效能：

　　NO.1 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 (Mental Block) 是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每个人都常有。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角度稍为转变，可能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生产，对邻近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哪一方？"高斯定律由此而出。

　　NO.2 角度可以衡量

　　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个角度却可能是错的。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角度来衡量。若不同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考验。

　　NO.3 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符号的，但也是表达一种方式。用大量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能力就比较弱了，这点我实在不明白。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NO.1 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办法，就是将例子内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所以李嘉图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厉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NO.2 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NO.3 例子要新奇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NO.4 要将例子一般化

　　这点中国人特别弱，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才清楚解决了。

　　在另一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例外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功能。有实用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它例子。世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有，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NO.5要试找反证的例子

　　思考要找支持例子，但考证是思考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例子了。史德拉 (G.Stigler) 、贝加 (G.Becker) 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百思不解不如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有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 3 年；公司原理 12 年；玉器市场 9 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

　　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 30 多年的文章：他今年 74 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深奥，好答案，往往是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来源：I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