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苏华西村的72层龙希大酒店脚下是一片荒地李满良,在夕阳映衬下,显得格外寥落。本报记者尹永光摄
“稳中求进”应成村级经济体借鉴模式
长江商报消息针对传统业务没落且转型困难的中国名村,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建言——
□本报记者尹永光
实习生范维雅发自北京
72层的龙希大酒店在华西村总是显得格外醒目,这座被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称作“空中华西村”的高楼,如今脚下却是一片荒地,在夕阳映衬下,显得有些寥落。
事实上,长江商报记者在江苏华西村、上海九星村等地的实地采访中,不断感受到这种“割裂感”。以华西村为例:一边是豪华的龙希大酒店和塔群,一边则是废旧的厂房和村外杂乱无章的生活环境;一边是共同富裕的理想,一边是中心村与周边村的区别对待;一边是辉煌的过去,另一边是焦灼的现在和未来。
世事变迁,曾为这些经济名村带来滚滚财富和荣耀的传统业务正在走向没落,即使多次转型,但也艰难重重。
“村级经济未来会作为一种‘神话’刺激各地经济的增长”。1月24日,经济学家宋清辉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而言,“稳中求进”是村级经济体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村级经济未来不会占据经济体系中的主要地位,在城镇化浪潮中,村庄将越来越少,村级经济可能将转化为城镇化经济。
而针对经济名村未来的发展,湖北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曾建民提出李满良了四点建议,即发展特色经济、结合农村本身的资源和劳动力情况、向第三产业倾斜、更加重视资本运作。
弃农工业化催生经济名村
2016年1月25日,长江商报记者在江苏华西村发现,华西村中心村0.9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已经没有一分耕地,完全实现了工业化。这种通过乡镇企业实现非农业化发展的方式被称为苏南模式。
江苏华西村之后,北京韩村河村、山东沈泉庄村、上海九星村等均通过集体经济相继崛起。
“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村庄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就。”经济学家宋清辉1月24日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国家政策的作用外,经济名村能够崛起的原因通常有两点,一是在原有的农业基础上积极发展工业;二是全村村民能够在村领导的带动下共同发展集体经济。
湖北省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曾建民1月25日同样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了对农业工业化的肯定:“只有搞工业才能赚钱,经济名村的崛起一般是以集约化劳动密集型为主,常常是以本身资源支撑发展,比较低端,投资少,见效快。”
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华西村1969年开始工业化尝试,1994年开始完全实现工业化;效仿华西村,韩村河村1978年开始组建韩村河建筑队,1994年成立韩建集团,2006年开始“二次创业”,逐步形成房地产、建筑施工、输水管业三大主导产业;沈泉庄村1987年创办罗庄镇白瓷厂,随后将之“公有化”。
只有九星村这个“沪版汉正街”依靠服务业发展壮大,1998年8月至11月,九星村办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货、胶合板、农副产品五大批发市场,后逐渐向外扩展。
“我们过去因为计划经济,导致后来有些行业或市场存在空白,村级经济当时的发展正好可以弥补计划经济导致的空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农村产业研究室主任张元红1月22日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当市场比较成熟之后,传统行业优势减小,农村的企业都会面临这种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
实际上,这些经济名村之间也存在互相传承借鉴的关系。韩村河村实施工业化战略时,只留下少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他人全部参与建筑队,韩村河村曾公开对外表示,这是学习华西村的发展模式。
另外,从这几大经济名村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互相之间的模仿和跟风,热电、海运、金融都曾作为经济名村的重点业务被对外推介。
不过,宋清辉指出,经济名村并不具有太多的借鉴性:“如果传承真的有效,那么现在应该全国都是华西村。经济名村之所以是经济名村,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村子的发展战略是否符合实际;第二是村中劳动力组成结构是否合理;第三是发展是否符合政策导向。如果这三方面都不符合,即便是搬运原班人马进行建设,效果也远达不到目标。”
除此之外,随着资本运作的日益频繁,经济名村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韩建河山招股书显示,韩建河山第三大股东为持股2.05%的深圳璞石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璞石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无锡宝盛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而无锡宝盛正是由华西集团出资100%设立的。也就是说,华西村间接投资了韩村河村旗下的上市公司韩建河山。
“灵魂人物”褒贬参半
经济名村的另一大共同点则是都拥有一个“灵魂人物”,如华西村的吴仁宝、韩村河村的田雄等。
在曾建民看来,这些人物都对经济名村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村庄都是在这样一个领军人物的带领和号召下,走上工业化道路,所以领军人物是整个村级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一旦村庄的经济走上正轨,能够为集体企业带来利润、为村民谋得福利的时候,那么这个领军人物的号召力就会进一步增强。”
不过,“灵魂人物”对村集体经济的“过度掌控”也引起了外界的质疑。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华西村旗下上市公司之所以业绩下滑,或许正是因为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均由“吴家人”担任。华西股份前董事长孙云丰、现总经理李满良都在华西村、华西集团担任要职——两人同为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并分别担任华西集团纺织品总公司、宝昌化纤总公司的负责人。此外,两人也都是吴氏家族成员,孙是吴仁宝的孙女婿,李是吴仁宝的外甥。
此外,经济名村的“权力交接”也备受诟病。在已知完成“权力交接”的华西村和九星村中,华西村“新书记”吴协恩为“老书记”吴仁宝四子,关于吴协恩的当选,外界所知的只有吴仁宝三子吴协平曾经说过的,吴协恩善于利用华西村的无形资产;对于九星村“老书记”吴恩福与“新书记”吴哲华的关系,尽管外界一直多有猜测,但从未确定,1月27日九星控股宣教文明办主任贺小岗向长江商报记者确认,吴恩福与吴哲华为叔侄关系。
“自家人能力怎样,是不是能胜任企业管理很难说,如果是一个团队,成立一个决策层来控制这个企业可能会更好一点”,曾建民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在最开始、规模较小的时候,企业受领军人物水平高低的限制要小一些,但是一旦企业做大,规模拓展,经营向高科技、多元化发展的话,家族企业如果不吸引新的人才、更新观念,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村级经济或将转化为城镇化经济
“大环境遭遇瓶颈,经济名村不能着急。当前而言,‘稳中求进’是村级经济体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宋清辉表示,村级经济体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根据自身因素寻找真正有效的盈利点,并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发展,“近年来,诸多急功急利发展村级经济体的案例不断被曝光,说明了村级经济体的建设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在此背景下,曾建民提出高端化和有特色两项举措:“一般村子要发展好企业的话,还是要向高端化的方向转型,不然,经济调整之后,村子就不行了。用高科技来促进产品的发展,以前纺织品换飞机的年代是不会再出现了。同时,不管你是工业还是农业,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非你不可就能够不怕大环境的影响。”
尽管上海九星村转型并不是特别顺利,但是根据九星村向长江商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九星村无论是净资产、净利润、上缴税收还是村民福利,都在稳步上升,这主要是因为九星村拥有众多市场,且地段优良。
除此之外,在曾建民看来,结合农村本身的资源和劳动力情况向第三产业倾斜同样重要:“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应该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这样的排列,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满足大众的需求”。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用资本运作来提高产品的利润,用钱来生钱。农业转服务业是一个阶梯,服务业转金融也是一个阶梯,资本运作阶段应该是最高阶段。实际上,在曾建民提出这个应对措施之前,经济名村们已经开启了在金融领域的布局,除华西村、华西股份大举高调进入金融领域之外,韩建集团成立了韩建金融,华盛江泉集团也建立了江泉e贷,九星控股旗下曾拥有小贷、典当等多项金融业务。
对与经济名村未来的定位,宋清辉表示:“村级经济未来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不会占据主要地位,但会作为一种‘神话’来刺激各地经济的增长。在城镇化浪潮中,村庄将越来越少,村级经济可能将转化为城镇化经济。”
村级经济未来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不会占据主要地位,但会作为一种“神话”来刺激各地经济的增长。在城镇化浪潮中,村庄将越来越少,村级经济可能将转化为城镇化经济。
——经济学家宋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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