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书记(雄安新区书记是什么级别的)

　　雄安新区的历史使命与高点定位雄安新区书记，决定了文化是立区之魂。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在“雄安新区历史文化与遗产保护座谈会”上指出“无文化传承，无雄安未来”。在规划编制中体现文化先行的理念，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示范区，守住安全红线、生态红线，更要守住文化底线。 新区文化是城市文化精神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形态，保护与活化文化历史资源，让城市建筑环境传承历史记忆，形成连续性的城市记忆与城市文脉。

　　一、历史古迹：让历史古迹成为新区

　　文化地标

　　雄安新区历史文脉悠长，三县承载着超过千年的历史文化资源。雄县、容城、安新三县最早在汉代就已建县。三县目前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0余处，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点140余处。雄县境内，宋军为抵御辽军修筑的堪称“地下长城”的大型地下防御工事蜿蜒十几公里，气势恢宏依旧可辨；容城境内，商州时期的晾马台遗址、春秋战国时期南洋遗址以及唐代晾马台遗址保存完好；安新县内的“两塔一庙”历经沧桑，今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这些只是雄安新区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积淀的冰山一角，经过系统梳理，我们发现文物保护区范围内的遗址保存相对完整，这里的文化挖掘和保护工作正在展开，文化遗存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也已经被列入计划。

　　历经千百年时间沉淀的文化古迹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空间，更塑造了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基因，代表其独有的文化精神。正因此，我们才会精心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雄安新区未来的城市建设，文化自然不能缺失，历史文化更要重点保护，而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历史古迹则应该成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地标。

　　要让历史遗迹成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地标，首先必须系统梳理新区历史文化，并且进行保护与活化。既能让原住民记住新区历史，又能让外来移民深入了解与感悟新区的历史积淀。其次要借鉴国际经验，让古迹在新区复活。用多样化形式，提高名胜古迹利用率,从新的角度诠释文化遗产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应该严格遵守文物保护规定，不能使古迹受损。再次，统筹古迹内外环境，延续历史氛围。只有完善基础研究，熟悉内外环境，才能有的放矢寻找保护与活化的措施。此外，要注重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用现代化手段提高修复、建设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

　　二、非遗传承：让非遗传统“活”在

　　当下

　　雄安新区文化积淀深厚，一批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新区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雄县共有非遗项目21 项，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安新县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容城县共有市级非遗项目2项。然而随着雄安新区的建设，非遗保护必然会面临生存环境变迁、传承人断代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将对目前非遗保护工作带来一定阻碍。就目前来说，雄安新区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存在着意识与传承主体两方面的问题。

雄安古乐

　　首先，基层文化部门对于非遗的认识及重视程度有限，一些非遗项目或散落民间，或未能发掘。例如“容城八景”是挖掘出来的2处市级非遗项目之一，据《容城县志》记载，原为容城县的八处景观，现在传承下来八个传说，但该项目已没有传承人。除此之外，尽管还有一些类似于酒曲制造等地方特色传统技艺，但并未收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其次，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主要由中老年人承担。在容城，另一市级非遗项目高腔戏，由于传承人年事已高，出于身体原因基本已经没有开展传承活动。在雄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安古乐的表演队伍中，半数以上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年轻学员数量稀少。在雄安新区，只有60多岁的老人们掌握编苇技艺。耄耋之年的老人致力于非遗保护工作的情况不在少数，但随着传承人的逐渐老去，年轻的传承力量却出现了断代，为非遗工作带来难度。

　　因此，如何让雄安新区的非遗传统活在当下雄安新区书记？首先，尊重客观规律，树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着重观察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生存情况、生存环境，既要注重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形态，更要保护其根本的生命力。其次，针对传承问题，应该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局面。一方面依靠政府的资金与政府扶持，另一方面要鼓励社会力量与民间资源的参与，尤其是未来一批高等院校进驻雄安新区之后，要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向民间传统技艺输送一批专业管理人才。第三，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竞争力与知名度。不能够单纯依靠封闭式、抢救式的保护，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接轨，更开放的思想拥抱市场、实现传承。

　　三、红色文化：铭记红色历史，

　　弘扬革命精神

　　雄安新区在中国民族革命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片热土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镌刻着鲜明的红色印记，孕育了深厚的革命精神。在发展雄安新区的过程中，一定要将红色文化作为一个着眼点，将此处的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的文化资源糅在一起，创造出雄安新区的文化名片。

　　总体来说，雄安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类型丰富且历史价值高、影响广泛、文化基础厚重。从历史价值层面来看，白洋淀里道道芦苇成型的天然“水长城”，为抗击日寇发挥重要作用。雁翎队智取十方院岗楼、夜袭大淀头岗楼等抗战的英雄事迹至今广为流传。长期抗战的过程中造就的敢于斗争、机智灵活的雁翎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节。从影响范围来说，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例如《小兵张嘎》、《荷花淀》等，都对历史上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事迹进行了很好的宣传。碧波万顷的芦苇之间生长出来的红色文化，与绿色的绝美景致赋予了白洋淀文化更多的想象空间。

　　相比于其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它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与人民性，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具有传承历史和教育人民的作用。对于红色文化的发掘既要实体性遗产的保护利用，更要注重精神内涵的提炼升华，这些红色文化不只是被动地承载传统、反映历史，更要成为培育先进文化的酵母，直接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思想源泉、精神养分和创新动力。

　　基于此，在雄安新区未来塑造红色文化名片时，要做到：第一，红色文化资源要与个体、群体环境形成互动。尤其是白洋淀的革命文化经过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淬炼，包含着众多人、事、物、魂等具体内容，要挖掘红色文化中生活化、草根化的内容，适应群众需要，真正将红色文化渗透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第二，红色文化资源要与经济功能形成合力。不论是物质形态还是非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具有政治与教育功能的同时，兼具市场经济功能。要充分利用良好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将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进行整合，打造品牌，多元融合，形成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铭记历史文化，弘扬历史精神。

　　四、民俗文化：延续文化生态，

　　为雄安留住乡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模式，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一般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小传统”则主要指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俗与民众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日常生活文化，展现了这个地方的民众生活智慧，传承了独有的文化基因。

　　但同时，民俗文化又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根脉文化，为这个地方的精英文化、典籍文化甚至外来文化提供母体，奠定基础。雄安新区的人民长期以来伴水而居，加上相对封闭，生活生活方式都打上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第一，民风民俗淳朴，文化发展方式传统。雄安三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民间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元的民俗文化。容城县的民间花会年年举办；中元节时用荷叶或荷花制成河灯放在水中的习俗流传至今；捕鱼、织网、苇编和那些朗朗上口的鱼谚都表现着雄安新区与众不同的文化气质。

　　第二，传统观念影响深远，移风易俗初期受到阻碍。这种情况在乡镇和农村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以白洋淀为例，白洋淀周边各村村民生活经营方式较为传统，主要以捕鱼、手工业、服装业为主，至今这个片区还有水葬的风俗习惯。村民们的传统观念不容易改变。

　　第三，文化名人的精神影响世代传承。无论是传统民俗，还是文化精神，在雄安新区这片热土，都以其最淳朴的方式影响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容城三贤之一杨继盛第十四代传人杨四合老先生曾为了感念祖先的无畏精神，号召组织村民捐款复原重建了杨继盛祠堂。每月初一十五，祠堂必有进香供奉，杨继盛精神得以流传，渐渐成为容城的文化象征。

　　一方土地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是可供居住和使用的场所。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也带来农村空心化、传统民俗文化大量消亡等问题。雄安新区的城市建设，不能只看未来，而抛弃过去，要保护传承优秀的民风民俗，让后来的雄安人民感受到“乡愁”的温度。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要遵循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在保护其文化内涵、文化基因、核心工艺的基础上，积极有效融入当代元素，激活其内在活力和生命力，使民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得到保护。

　　五、文学流派：荷花淀派与

　　白洋淀诗群

　　雄安新区坐拥被称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它既是华北平原水文湿地的自然遗产，也是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融相济的文化遗产。

　　以“荷花淀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文学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荷花淀即白洋淀，“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起源于孙犁1945年写作的《荷花淀》。在创作上，“荷花淀派”主要描写白洋淀地区农村日常生活，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诗意，有“诗体小说”之称，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如今，孙犁已经成为白洋淀地区的文化名人，孙犁纪念馆也成为白洋淀地区的文化地标，完整收录孙犁的主要作品、生平思想和创作历程，具有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价值。

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

　　“白洋淀诗群”为新诗潮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使安新县成为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全面复苏的发源地。“白洋淀诗群”形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创作群体是1968年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到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包括根子、芒克、多多、依群、方含等，他们自发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以其创作高度把文革“地下诗歌”推向高潮，被称为新诗潮在潜流期最具典型意义的诗歌群体，为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全面复苏唱响先声。

　　白洋淀不是独立存在的单一生态体，它令人心醉神驰的自然风光与其浓重深厚的文化色彩，延续着雄安新区悠长的历史文脉，承载着新区的文化价值。这里是人文的热土，是历史的积淀，是创意的起点，如何在新区建设中雕琢这块瑰宝，使其在新时期绽放光芒，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来源：雄安新区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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