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英(褚英的子孙后代)

　　杂谈八旗与爱新觉罗

　　赵允溪

　　我是满族人，老姓爱新觉罗。有时与朋友聊天，当听到我姓爱新觉罗时，很多人会说，你是皇族，是正黄旗吧。当我说，我家不是正黄旗，而是镶红旗时，朋友往往甚是怀疑，好像我这个爱新觉罗一定有问题。在他们看来，爱新觉罗是皇族，必然是正黄旗。往往我得花上很大一番口舌，才能解释清楚。这些朋友的疑问首先反映出两个错误认识，一个是在八旗中正黄旗是最尊贵的，另一个是八旗只有正黄旗才有姓爱新觉罗的，因为爱新觉罗是皇族。类似的疑问和错误还有很多，在这里聊一下。

　　先说旗人与满人，有人说旗人就是满族的另一种称呼，所以旗人就是满族，这种说法对吗？那我们得说说旗人的来历。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及其长子褚英最初以黄白蓝三种旗色为标志，组成三支军事力量，三旗分别由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和褚英统领。三旗在早期的征战和执政中取得了很好的经验。160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正式开创旗制，建制时设四旗褚英：黄旗、白旗、蓝旗、红旗。1614年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八旗是当时的军队组织形式，实际上也是社会组织形式。因为当时归顺八旗的人都要隶属于八旗组织下管辖，所以八旗内之人都称为旗民，或旗人，也称为在旗的。旗人作为国家统属的世袭职业军人，其家属也归所在的旗管辖和赡养，旗下男人并非都是军人，在编的军人是有数的，或到战时根据需要按户征兵，通常17至60岁男子均在征兵之列，兄战死弟继，父战死子继。但不管是不是军人，都是旗人。例外也有，比如有些当时的罪犯，再如当时有些部族或人家不愿受八旗管束而躲避入旗，称逃旗。只有这样的人不是旗人，但数量极少。旗人中有归顺的女真各部族、汉人、蒙古人等等，来源于不同的部族甚至种族。直到1635年十月十三日，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归属感，皇太极废除了原来对于女真的诸多旧称，将族名定为满洲（1949新中国成立后简称满族），这才有了满人这个名称，满洲或满人中其实包括了当时旗人中的各种不同部族甚至种族的人。既然我们同属八旗，那么以后我们都同属满洲，这是一种民族的融合。后来民国报户口时，当局对于声称自己不是满人的旗人不予认同，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满族（当时仍称满洲或满人）本身就不是一个种族或民族概念，而是种族或民族的融合体。所以，旗人这个名称的出现要早于满人这个名称，满人中除了上述极少数外，应均为旗人，这没有问题，但旗人中，由于来源于不同的种族，在清室逊位后直至现代，那些原来不属于女真部族的其他种族的旗人，比如来源于汉人和蒙古人的旗人，有认同自己是满族的，也有不认同自己是满族的（1949年后这些不认同自己满族身份并且还记得自己身份的，大多回归了自己原有的民族）。当然现代的情况有些变化，随着现代我国各种民族优待政策的出现，比如前些年有段时间在考学时出现的少数民族可以加分的政策，以及一个孩子，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个长辈中有一位是满族，这孩子便可以填报满族，这样使得满族人口有很大的增长，这些填写满族的人口中，有些按惯例不应属于满族，当然其祖上也并非是旗人。抛开这种情况和前面说的特例，我们可以说，满人应该都是旗人（少数逃旗者以及因加分等优待因素计入满族者例外），但旗人并非都是满人。

　　历史上，宋朝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经鏖战多年，并曾将宋朝两个皇帝掳走，努尔哈赤使用“后金”的称号与皇太极废除“女真”及“后金”而改用“清”的称号，都有很深的政治目的，但实际上，爱新觉罗氏的“金”与完颜氏的“金”，也确实不是一回事，这里的渊源和来龙去脉很复杂，应该说至今也没有完全研究清楚。

　　再说八旗与爱新觉罗的关系，自始至终八旗（这里主要指满八旗）旗主都姓爱新觉罗，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努尔哈赤生前的后期，八旗旗主大致是这样的：

　　正黄旗（45牛录）和镶黄旗（20牛录），由努尔哈赤亲领；

　　正白旗（25牛录），皇太极任旗主；

　　镶白旗（15牛录），诸英之子杜度任旗主（原为褚英，褚英被杀后由其子杜度接任）；

　　正红旗（25牛录），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任旗主；

　　镶红旗（26牛录），代善长子岳托任旗主；

　　正蓝旗（21牛录）：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任旗主；

　　镶蓝旗（33牛录）：舒尔哈齐之子阿敏任旗主（原为舒尔哈齐，舒尔哈齐被杀后由其子阿敏接任，舒尔哈齐为努尔哈赤之弟）。

　　牛录是八旗以下的一种军政组织，一牛录300人。

　　努尔哈赤之后，各旗的旗主的归属有过多次变化，大体如下：

　　礼亲王一支，主两红旗，是最显赫的一支。正红旗一直由礼亲王代善及其后人统领，镶红旗一直由代善的儿子克勤郡王岳托及其后人统领。

　　镶白旗后归皇太极之子肃亲王豪格及其后人统领。

　　正蓝旗几经变更，后由豫亲王多铎之子及其后人掌管。

　　镶蓝旗在阿敏被杀后归其弟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及其后人统领。阿敏与济尔哈朗均为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之子。

　　旗主归属虽有数次较大的变更，但各旗旗主都姓爱新觉罗，这一点始终没有变。旗主是哪旗的，他的家人及后代子孙就隶属哪旗，除非发生调动。因此姓爱新觉罗的人可以是八旗中任一旗旗中之人，并非一定是正黄旗。拿我家来说，杜度是我们的先祖，杜度是储英之长子，努尔哈赤之长孙。杜度原是镶白旗旗主，如果没有变动，我家就应属镶白旗。但储英被杀，虽说杜度不受牵连，但努尔哈赤在去世之前终下决心，把杜度从镶白旗调入镶红旗，镶红旗旗主是礼亲王之子岳托，杜度也就失去了旗主的身份。于是我家族从此就隶属于镶红旗了。

　　所以，可以很肯定的说，并非姓爱新觉罗就一定要在正黄旗，姓爱新觉罗的可以在八旗中的任何一旗。

　　八旗中有上三旗之说。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后，顺治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对八旗进行了调整。由皇帝控制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统辖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便为下五旗，此制一直未改。另外，八旗的排序是：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这个顺序，并不是随意写的，而是满洲八旗的正规排列顺序，当时的排法是分左右翼，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这在一些地方的八旗驻防图上也很清楚，满、蒙、汉八旗在行军、驻营时均有固定的方向位置，皆依“五行”说制订。在《八旗通志》中有如下的记载：“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黑色难辩，故以蓝代之。”

　　排在八旗之首的是镶黄旗，有人说是正黄旗，那是不对的。镶黄旗是八旗的头旗，在清朝官方文件中八旗的顺序排列是极严格的，这是不能错的。上三旗是由当朝皇帝亲统，因此没有旗主，因为旗主一般不是亲王就是郡王，所以才有上三旗无王一说。

　　顺便纠正一个字的读音和意义。有人觉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这四旗中均有一个“正”字，于是理解为正副之正，就此总觉得“正”要在“镶”之上。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这里的“正”要读为第三声zhěng，老旗人都这么读，其实是“整”字，但写成“正”，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字的意思很清楚，这四旗的旗子是用整张的单色布料绣上龙的图案制成的，正好与镶了边的旗子的“镶”字对应，因此，“正”与“镶”之间并无高下之分。所以这里的“正”要读作zhěng。

　　所以，那些说爱新觉罗要在正黄旗的朋友，其实是犯了两个错误。

　　再说皇族，现在有些朋友爱用这个词，一说姓爱新觉罗，就说你是皇族啊褚英！“皇族”实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大清玉牒即爱新觉罗宗族谱中记录的皇上的族亲（包括远亲），使用的词汇是宗室和觉罗。从属于同一祖宗，都姓爱新觉罗这一点来说，这可能是比较接近现在“皇族”这个概念的。

　　依据血缘关系的远近，皇上的族亲，即皇族，在宗人府的玉牒中分为宗室与觉罗两大类。宗室是指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后世子孙，也就是努尔哈赤及其亲兄弟们的后裔。觉罗，是指努尔哈赤曾祖福满（兴祖）的非宗室的后世子孙。宗室配黄带子，觉罗配红带子，以显示不同身分与地位。这样，黄带子与红带子又分别成了宗室与觉罗的代名称。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爱新觉罗都是宗室，宗室之外，还有觉罗。除此之外，也还有既不是宗室，也不是觉罗的爱新觉罗，那是努尔哈赤的同族祖辈中福满以外的各支及其后代子孙，这些没有记录在玉牒中的既不是宗室也不是觉罗的爱新觉罗，就不应归为皇族了吧。鉴于觉罗在清朝的地位及所受待遇，还有的学者对觉罗是否应该算皇族，也表示有疑问，这就无法讨论了，因为，皇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没有经过大清任何机构定义。有定义的是宗室和觉罗，这是记录在玉牒里的。分成宗室、觉罗两种，只是根据与皇上关系的远近进行的一种划分，这是对所谓皇族的第一层划分。

　　宗室又依据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近支与远支。近支是指皇帝的直系本支，还有当朝皇帝兄弟之子女，此外均为远支。这个说法比较含糊，这里的皇帝指的是谁呢？好在清朝就只有十帝，这里的皇帝指的应该是雍正，也就是说，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远近支，那就是康熙的后代子孙，皆属近支，其余的（包括康熙的兄弟及其后裔）宗室均属远支，或者说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的非康熙这支的后代子孙均为远支宗室。

　　爱新觉罗家族原本并无按照辈分命名的习惯，康熙朝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份取名的方法。康熙二十年，康熙对其后代子孙的命名做出规定（注意，这些规定只适用于康熙家，即康熙的后裔），康熙子辈用“胤”字，如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字，曾孙辈用“永”字。乾隆时，又根据他作的一首诗中的“永绵亦载奉慈娱”一句，因其首字为“永”，遂取了其后的“绵亦载”，接续在“胤弘永”之后，成了六个字。道光时添了“溥”、“毓”、“恒”、“启”，咸丰时添了“焘”、“闿”、“增”、“祺”。这14个字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写在《玉牒》上，定为字辈序和字辈数。在1938年续修《爱新觉罗氏宗谱》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这样爱新觉罗氏宗室辈份排字一共26字：

　　胤(yìn)、弘(hóng)、永(yǒng)、绵(mián)、奕(yì)、载(zǎi)、溥(pǔ)、毓(yù)、恒(héng)、启(qǐ)、焘(dào)、闿(kǎi)、增(zēng)、祺(qí)、敬(jìng)、志(zhì)、开(kāi)、瑞(ruì)、锡(xī)、英(yīng)、源(yuán)、盛(shèng)、正(zhèng)、兆(zhào)、懋(mào)、祥(xiáng)

　　还有人在胤字之前，补了6个字“觉、塔、努、皇、福、玄”，称前六字，续修宗族谱时似未认可。

　　雍正登基后，因其名胤禛，为避讳，其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了“允”字。乾隆帝弘历即位后，不要求兄弟避讳。乾隆传位予永琰时，为免永琰兄弟改名，反将永琰改名为颙琰。道光也沿用此例，继位后自己改名为旻宁。

　　康熙帝规定了他的子孙的命名排辈字，也经宗人府认定，只有康熙这一支的后代子孙可以用康熙及其后的皇帝所规定的这些排辈字命名，这就事实上确定了，宗室中分成了可以使用排辈字命名的近支宗室和不可以使用排辈字命名的远支宗室，这在宗人府及其划定的玉牒中是极其清楚的，如果大清朝并非十帝而终，往后排，原有的近支也许会变为远支，因为随着时间的延续，原来近的必然会逐渐变为远的，到那时宗人府自会有新的规矩，但现在，至少远近支是十分清楚的，不必为此而犯难。这是对所谓皇族的第二层划分。

　　注意，其中焘字，在用作爱新觉罗辈份排字时，一般读作(dào)，不要读作(tāo)，许多爱新觉罗家中老人从小就是这样教孩子念的。但也有人认为，此字作排辈字也还是应该读作(tāo)，因为这都是口口相传，现在也很难考证了。

　　只要是宗室，无论远近，列入宗族谱中，必要按字排列，所以论辈分，无论远近，都可用字。远支宗亲见面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启字辈的，您是？”之类，老亲戚见面，即使是远支，也要论一论各自是什么字，属于哪一辈的。所以，虽然是远支，但家谱中排位、论辈分，还是要用字的。每个人属什么字，也是极清楚的。

　　但名字中用字，仅限于近支，远支不能用。有人说近支必用，远支不受此限，可用可不用，此说不对，应该是远支不允许用。有些皇上对于当时有些远支子弟起名时乱用钦定排辈字所做的斥责可以作证。我见过有的远支家族有自己家族的排辈字，这就对了。那些钦定排辈字本身就是康熙帝为其子孙预备的，是人家康熙家的，你又不是他们家的人，到你这辈早就出了五服了，为什么要用人家的字呢，这就像你非要用别的远支家的排辈字，哪算怎么一码事呀。

　　因远支排辈用字，而起名不用字，所以，有些远支为子孙起名时有自己的排辈字，在没有排辈字的远支男丁的名字中，有如下一些现象，从中也能看到排辈字的影子：

　　1.名字中用与辈份排字谐音或读音接近之字；

　　2.把辈份排字用在不该用字的位置上。这样名字中既有了字，还不算用字。比如名字中第一字应该用字，但不用，而用在第二个字上。

　　比如我祖父是启字辈的，他名耆生，耆启同声，我四爷名正启，该用字的位置用了“正”字，而把“启”字用在了后面。在我八个爷爷的名字中，不是不在位置上用启，就是至少有一字与启同声。这些现象在远支名字中很多，在宗族谱中似乎随处可见。

　　以上说的是宗室中的近支和远支，事情还没有完结，近支宗室中也还要分远近，这在晚清，皇室男丁不旺，随时要找皇位继承人时显得尤为重要，什么人才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呢？于是在近支宗室中又划分出一脉“近派宗支”。这事还得从康熙说起。康熙在世的时期，已经见到了亲曾孙，所以他不仅为其子孙和曾孙留下了三个字，即胤（允）、弘、永，同时还规定了名字的后一字（名字一般用两个汉字，第一个汉字用钦定排辈字，这里说的是第二个字）的偏旁必须分别为礻、日、王字旁。即胤（允）字辈名字的第二字必须是礻字旁，弘字辈的第二个字必须是日字旁，永字辈的第二个字必须是王字旁。这就是所谓的钦定偏旁。后续的皇帝规定的钦定偏旁分别是：绵字辈用心字旁，奕字辈使用讠字旁，载字辈使用氵字旁，溥字辈使用亻字旁，毓字辈使用山字旁，恒字辈使用钅字旁等。实际上受逊位的影响，即使在近派宗支中，恒字辈使用钅字旁也并未排开。实际上在乾隆朝，就已经规定钦定偏旁只在当朝皇上的同祖父的一辈使用，这是很严格的，关于这一点，在乾隆及其后的皇帝的旨意中都多有所见。因此，能在命名时使用钦定偏旁和不能使用钦定偏旁，这就成了近支宗室的又一层划分，即清皇族远近的第三层划分。能使用钦定偏旁的是所谓“近派宗支”，不能使用钦定偏旁的是一般近支宗室。关于钦定排辈字和钦定偏旁的制定，还有许多周折与细节，但结果即如上所述。到了晚清，奕字辈可以使用钦定偏旁的是嘉庆帝的直系孙辈，溥字辈可以使用钦定偏旁的仅为咸丰的直系孙辈，由于皇室子嗣不力，能使用钦定偏旁的已经不多了，换个角度说，近派宗支在特殊情况下是具有可以继承皇位资格的。不过话说回来了，真的是近派宗支，起名也用不着自己动脑筋了，宗人府一般要请皇上赐名，当然也不会真的让皇上动脑筋，不管怎么说，钦定排辈字和钦定偏旁是绝对不会用错的。

　　至此，皇族的远近关系的几个层次清清楚楚，同为爱新觉罗，离皇上最远的，连觉罗（即红带子）都不是，那就不算皇族了吧。再近一点的是觉罗，即红带子，勉强算准皇亲。再近一步，就是宗室，算是正经八百的皇族，都是努尔哈赤及其兄弟的子孙吗，但这里在出生后起名的时候，有可以使用钦定排辈字的和不能使用钦定排辈字的，不能使用钦定排辈字的，就是宗室中的远支了，远支宗室的名字可以使用自己家的排辈字，或者就随意起名字吧。排辈字是为皇上家预备的，您不是人家家里人，当然不能使了。再近一层，如果您可以使用钦定排辈字，那您就是近支宗室了，那您一定是康熙帝的后代子孙。再往近里说，假如您的名字的第二个字可以使用钦定的偏旁，那您就是近派宗支，那是皇上最近的亲戚，算得上是皇室了吧，不过大清国也没有皇室的定义，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文书中列举的优待条件里有皇室每年费用白银400万两，提到了皇室，不知是否包括皇上的近派宗支，如果近派宗支也能享受到这些优待，那近派宗支就应位列皇室之中。

　　再来说说皇族中的封爵，无论宗室和觉罗，都有封了爵位的和没有封爵位的之分，这也归宗人府掌管。在宗室中封有爵位的比例并不高，有人统计在6%左右，而在觉罗中就更少了，整个大清也就那么几个。

　　大清爵位主要分为三个系列：宗室爵位、异姓功臣爵位和蒙古爵位。这里只说宗室爵位。

　　宗室爵位，又称宗室觉罗世爵，只授予爱新觉罗氏族人，由宗人府认定掌管，有功封、恩封、考封之别。宗室爵位分为十几等，按从上到下的顺序主要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奉恩将军以下的宗室便是无爵位的闲散宗室，视四品官待遇。

　　爵位世袭，分为降等世袭与世袭罔替。降等世袭，即每承袭一次要降一级，但降至一定的爵位后（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降至镇国将军，辅国公降至辅国将军）便不再降，以此爵位承袭。世袭爵位，一个爵位仅授予一位有资格承袭爵位的后裔，特殊情况下，有由其兄弟承袭的情况，但必须由宗人府认定。世袭罔替，即不降等以原爵位承袭，但数量极少，整个大清朝，前后只有十二家“铁帽子王”，而且均为亲王郡王级别，贝勒与贝子未见有获封世袭罔替者，不过要说明的是，即使是铁帽子王，如若获罪，一样降级或消爵，该治罪一样治罪。

　　清朝对于诸代王子、及亲王郡王贝勒等高爵位宗室后裔的封爵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康熙曾下令让亲王和郡王诸子的封爵都降一级，又规定，应封爵者，要经过满语和骑射的考试才能封爵，优者可按例封爵，平者，降一级封爵，劣者，降两级。雍正、乾隆朝，这种“考封”制度更加严格，更加完善。对于考试极劣者，降至无爵可降时，要予以停俸的惩罚。应降一级者停俸两年，应降两级者停俸三年，应降三级者停俸四年。

　　清朝的封爵制度，有效抑制了封爵宗室的增加，降低了王子及高爵位后裔的骄奢程度，也控制了封爵宗室对皇权的威胁，应该说清朝的封爵制度是有效的、成功的。

　　《爱新觉罗宗族谱》，即所谓《清玉牒》，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35至1937年，当时溥仪在东北下“旨”修谱，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今松乔、庆厚负责，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这次修谱实际上是在原有历次玉牒及各宗支的原修家谱的基础上进一步汇总、补充而成的。今有学苑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影印本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也有收录。

　　到底现在全国范围的清皇族，即在世的宗室和觉罗及其后裔有多少人呢？这里提一下有人按清《玉牒》的定义所粗略计算的人口。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没有人做过类似的比较正规和严格的统计，要做比较严格正规的统计，难度是极大的，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家族因为政治原因而隐瞒了其皇族的身份，后代并不知晓。也有的人本身并非清皇族，甚至不是满族，在现代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编造家族历史，假冒清朝皇族，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即使是真实的宗室或觉罗，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有效证据，有的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家族属于哪一支，什么来历。所以几乎无法鉴别。

　　在努尔哈赤起兵的时候，爱新觉罗家族的男性大约不到100人。到了皇太极时期，也就是150人左右。入关之后，皇族人口激增，康熙朝应有500人左右，雍正朝发展到约1000人，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皇族人口发展较快，应近5000人左右。而在1937年最后一次修谱时，在世的皇族男性约有20000人，在那之后，有人断言清皇族人口约有十余万人，这可能是对族谱数据的误读，1937年修成的《爱新觉罗宗谱》里记载的男性，一共有14万多。但是这14万人是清朝300多年间的所有在谱的男丁数量，而不是1937年在世的数量。从乾隆即位到1937年，近200年时间里皇族男丁数量增长了4倍，而从1937年到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按指数发展的规律，保守的按照2-3倍计算，应该有4-6万人。由于各种原因，有证可依的皇族男性后裔的数量可能比上述估计要低，有人估计甚至可能低于20000人，加上女性后裔，或许不超过4万人。

　　作者赵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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