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李一诺个人资料)

　　李一诺博士现任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负责领导团队与中国的公共、私营以及非营利部门合作，致力于参与解决中国及全球健康、发展与政策领域的重要问题。加入盖茨基金会之前，一诺是麦肯锡公司合伙人，在美国和中国办公室均有工作经历，曾任医疗产业领域的联席领导人，专注于社会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业务。此外，一诺还活跃于医疗行业发展、战略管理、人才招聘与培养，以及女性领导力等领域的各类讨论中。一诺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2016年对李一诺博士而言充满忙碌和收获。今年初，盖茨基金会与清华大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计划在北京共同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打造医药创新转化平台，以期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疾病挑战，为药物研发作出贡献。该类研发中心能够首次落户中国，自然离不开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也是清华大学校友的李一诺博士不倦的努力。今年三月，李一诺博士又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获得了“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改变者之一”的高度评价。

　　提到这些，李一诺博士的心境十分淡然。“其实影响力越广的事情，由于各种原因，做的人反而越少。我们只是很有幸，有机会能参与，而且坚持去做了而已”，李一诺博士对康德传媒说。

　　康德传媒：盖茨基金会这个研发中心关注的是“全球公共卫生与医药创新”。这个中心的初衷是什么李一诺？为什么要将它建在中国呢李一诺？

　　李一诺博士：建这个中心主要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公共健康领域的新药研发投入非常不足。我们知道目前新药研发很热，每年也有很多新药上市，但公共健康领域的新药研发都很泛泛，不成规模。总体来讲，它得到的资源非常少。公共健康其实是个重要的领域，关系着亿万人的生命，只是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比如说这几年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全球医疗体系对它的应对很不好。埃博拉没有造成更大危害，实际上是我们的幸运。一旦它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我们现有的体系是完全没有应对方法的。那既然这一块需要有人去做，我们就想投入进去，这个新药研发中心，是从研发的领域试图解决公共健康新药研发的问题。在全球健康领域推动进步和投入，是盖茨基金会一直以来的初衷，也是促成这个合作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选择中国是由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才密度，第二个因素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中国的人才非常集中，特别是在最近十年，由于大量海归人才，在新药研发领域有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储备，能很好地为这个研发中心输送新鲜血液李一诺；另外北京市政府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相信这个中心会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突破口，因此也愿意与我们进行战略合作，投入资金。放眼全球，李一诺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人才密度又高，政府又愿意全力支持的地方。

　　康德传媒：这个研发中心有哪些具体方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李一诺博士：从结果来讲，我们这个研发中心的最终目的是提供能够使用的新药。我们希望能够在三年内有能够进入临床的候选药物，五年内能有更多类似的候选药物。在疾病方面，我们主要关注像疟疾和结核病这样对全球健康威胁很大的疾病。拿结核病来说吧，它在中国，在全球都是特别大的问题，但它的治疗效果很差，也是医疗系统很大的负担。然而过去几十年，结核病都没有什么新药出来。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人一起关注这些疾病，提供更多创新药物。

　　康德传媒：期待基金会早日实现这个目标。说到创新，年初摩根大通健康产业大会的药明康德全球论坛上您谈到过中国创新有系统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层面。既然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创新的“弯道超车“，您认为这两个层面上有没有超车的弯道?

　　李一诺博士：我在药明康德全球论坛上谈过，中国的系统创新方面是很强的。我们有一整套独特的能力，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在过去的35-40年里，中国的基础医疗服务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起其李一诺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比方说千年发展目标里的降低母婴死亡率这一项，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在2013年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水平。技术创新就是大家熟悉的新药研发、技术研发与医疗器械研发。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中国是没有捷径可走的。相信药明康德也肯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我相信中国有“创新弯道超车”的能力。当中国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系统创新能力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康德传媒：是的。药明康德过去15年一直都在一点点建设我们的能力和技术平台，这是没有捷径好走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平台今后15年能够厚积薄发，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治的病，更成为中国系统创新的一个重要支撑平台。相信中国的创新经验也能在全球发挥影响。

　　李一诺博士：是的。长远来看，中国会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扮演非常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不过从我在麦肯锡和盖茨基金会的经历来看，对许多西方国家来讲，中国是非常复杂和令人困惑的。

　　康德传媒：具体怎么讲。

　　李一诺博士：可以说有三个特性吧。中国首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排名第83名、我们有世界第三大的结核病负担、有7000万的极度贫困人口、2亿一般贫困人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但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中国总GDP是全球第二，研发投入占到了全球的15%，在规模上仅次于美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了发言；今年，我们又将在杭州举办G20峰会；在许多全球问题上，中国也已经起到了领导的作用。这与其他的金砖国家不在一个级别上。第三个中国是一个在大规模消除贫困、消灭贫富差距、提高健康等方面有着第一手经验的国家。比尔·盖茨之前常引用一些数字，比如在七十年代，我们每年有大概2400万疟疾病例。到2014年，只有57个本地传染的案例。再过2-3年应该可以完全灭绝本地传染。中国在过去的35年里，让6亿人口脱离贫困，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康德传媒：盖茨基金会和中国的合作也与这三个角度有关吗？

　　李一诺博士：是的。随着角度不同，盖茨基金会与中国的合作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盖茨基金会一直在开展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控项目，以及烟草控制等，今年我们有计划做扶贫。这是协助中国，解决中国自己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于富有的中国，盖茨基金会想与它合作，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资源和能力，共同推进全球健康与发展。至于第三个中国，我们想利用好它的经验，学会如何与它合作去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我们会在今年9月的杭州峰会上讨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问题，也会根据联合国制定的2015-2030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着重健康与发展两大块。这里发展就是广义的脱贫，包括农业的发展、普惠金融、清洁水和环境卫生、营养各个方面。這些都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经验能发挥巨大作用和影响力的地方。

　　康德传媒：您加入盖茨基金会也是为了更好地参与这样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吗？

　　李一诺博士：可以这么说吧。我离开麦肯锡，加入盖茨基金会，也是希望能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影响到更为广泛的议题。我当时和比尔·盖茨聊的时候，他就讲到他为什么要做慈善。他说我们大部分人也许会考虑下顿饭吃什么，但不会关心今年粮食产量够不够的问题。但这个世界上有人要考虑。今天种的是什么，决定了他之后会不会饿肚子。这些例子普通人虽然意识不到，但都是真实存在的，受影响的人数还不少。但目前，越是影响力广的事情，做的人反而越少。原因是影响力大的议题需要多个组织的协调，也需要很多资金。它的工作复杂度很高，能获得的资源也很少，这对大部分的组织来说太难了，也是目前的一个现状。为了填补这样巨大的真空，就需要公益组织去带头探索新的模式。如果做成功了，就会有更多人介入到里面去，真正开始解决这些问题。

　　康德传媒：这是真正意义上的leadership……说说您个人吧。您在3月入选了“全球青年领袖”，您是怎么看待领袖与领导力的呢？

　　李一诺博士：首先“领导力”是个非常大的题目，在这里我很肤浅的分享一点想法。在咱们现在的语境里，领导力经常和“权威性”连在一起，对这我是非常不同意的。我觉得领导力的起点，是向内看，是做好自己，领导好自己。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领导好团队，领导好事业。在领导团队和事业方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很重要。第一是看的比别人远一点、高一点。对我自己而言，我更看重领导对方向有没有很好的把握，是不是知道未来的趋势在哪里，有没有战略眼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因为有了这一点，才在方向上可以有正确的判断。第二个我觉得是要“接地气”，这里的接地气就是脚踏实地，和团队有效工作的能力。这要求你作为领导，要知道“民间疾苦”，知道一件事做成，后面有多少具体工作和挑战，我觉得对大家真实工作量的了解和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你才可能对团队给合适的建议，提供需要的支持。另外对团队，我会有100%的信任，如果有问题，再调整，而不是先不信任，证明给我看，再信任。因为我觉得不信任对一个组织来讲，会带来最大的管理成本。所以以信任为基础，我需要做的，就是提供最好的帮助，扫除道路上的障碍，让大家齐心协力朝一个目标努力。如果能做到这两方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了。

　　康德传媒：我非常认同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们药明康德微信的读者里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大家的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我觉得大家从盖茨基金会可以学到的，不仅仅是事业，更是视野。

　　李一诺博士：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对个人和组织都是这样，视野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

　　文｜药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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