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101(430101开头的身份证是哪里的)

　　密西西比河边，科学家曾经在美国政府批准的全球第一块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上种转基因西红柿。

　　当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以至于小心到种田时必须穿戴到膝盖的脚套和到上臂的手套，当天用完全部烧掉；种出来的西红柿不敢吃，拿来做安全试验，或者烧掉。

　　但是现在，美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产品都含有转基因。

　　综合︱库叔

　　记者︱王思璇、姚玮洁

　　本文综合自《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17期，总第367期相关报道，转载请标明出处及作者

　　在中原一带，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揪棉铃虫”的片段——棉花果实初长时是青青嫩嫩的小球状，称为棉铃，棉铃虫打孔钻入，吃尽里面的嫩纤维，而从外面喷的药奈何不了它。不少地方曾动员小学生下田，人工揪虫。

　　而将Bt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组，其表达后就产生Bt杀虫蛋白——害虫取食而亡，植物从而自卫。

　　这引起了推测430101：虫子吃了都会死，何况人？

　　事实上，只有目标害虫摄入转基因作物中的Bt蛋白后，在其特有的肠道环境和过程中才会中毒麻痹死亡。其430101他非目标昆虫则没有这个过程，不会被杀死。人体内则不存在相应受体，不能与Bt蛋白结合，因此并不会“中招”。

　　上述推测就成为一种谣言，但 在转基因问题上，人们更愿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生物工程学家陈章良提到，在给公众做转基因科普时，有件事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有个听众站起来说：“我们吃的食物没有基因，你把基因转过来，我们怎么会安全呢？”接着又有人问：“你把基因转进去，吃了以后跳到我身上怎么办？”

　　“有些人编出谎言来欺骗中国老百姓，说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骗中国人吃。 我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美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产品都含有转基因，披萨、饮料、蛋糕，谁敢说哪个不含转基因？”

　　“这不能全怪听众。不了解基因的基本常识，就难有对转基因的正确辨别能力。”陈章良说。

　　在南京艺莲苑拍摄的残荷（右）与盛开的“转基因荷花”

　　1

　　转基因的跨物种优势惹来争议

　　朱作言是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他研究的领域是转基因黄河鲤。

　　草鱼长得快，通过转基因操作，使转基因鲤鱼长成2~3斤可以上市的时间，从普通鲤鱼所需的两年缩短到一年，甚至七八个月。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通过基因克隆，把草鱼生长激素基因中间的这段编码顺序拿出来，将鲤鱼自己的一段启动和终止序列接到两边，导入鲤鱼的受精卵中。

　　“如果草鱼和鲤鱼杂交，是草鱼的整套基因和鲤鱼的整套基因混在一块。一听杂交，大家觉得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吃。”朱作言说，“而我们做的，只是把草鱼的一个基因跟鲤鱼放在一起，反而导致了不小的疑问。”

　　实际上，早在1984年，朱作言的团队就已经通过重组人的生长基因，转入泥鳅、金鱼、鲫鱼、鲤鱼等等，缩短了鲫鱼的生长周期。

　　但那毕竟是借用人的基因。“如果都是鱼的基因，不是其他物种或者细菌的基因，老百姓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朱作言说。

　　然而， 在科学家眼里，转基因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可以跨物种。

　　1982年世界首例商业化应用的转基因产品、现在为人熟知的控制糖尿病的人胰岛素，便是利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

　　传统育种始终在物种之内和近缘种之间进行，但育种进程较长，而且可能没法朝下走。比如，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子，是杂种优势里的一个成功案例，但骡子无法生育。

　　转基因实现了人工选择优良基因、跨物种集聚优良的性状。它打破物种屏障，拓展了可利用的基因资源，提高了选择效率，育种进程更高效。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以前，农业防虫手段大致可分为两种：化学农药和生物防治。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农药，可麻痹昆虫的神经系统，致其中毒死亡。而这种杀虫机制对于动物和人是一样的，都有可能导致中毒死亡。

　　生物防治则催生了两个产业：一是饲养天敌昆虫，比如针对玉米螟虫饲养赤眼蜂，但天敌昆虫须与害虫生长时间同步，因此实际操作并不方便；二是生物杀虫剂，最常用的就是Bt细菌，它的缺点是阳光照射、刮风下雨都会让它迅速失去活性，成本大幅升高。

　　而转基因Bt抗虫技术，将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中，不同于传统农业防虫手段，让植物掌握了保护自己的方法。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对农业生产有利，也意味着社会上每个消费者的成本降低，化学农药减少也有利于环境改善，人人都是受益者。”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主席朱祯说。

　　“转基因技术可以防治病虫害、增产，是有效而安全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基因技术就是万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生物工程系原主任王大元告诉记者。

　　对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害虫也会产生抗性。比如种转基因棉花，绝大多数敏感的棉铃虫中毒死亡，可能还是会剩下万分之一的抗性个体，其繁殖的后代会产生抗性。

　　为此，20年前美国政府就要求转基因抗虫棉花的种植比例控制在80%，剩下20%种植普通棉花，这样在普通棉花上生存下来的棉铃虫不携带抗性基因，和携带抗性基因的棉铃虫结合，后代是没有抗性的，能够被Bt转基因棉花杀死。

　　这种管理措施在中国农户中推行则有现实困难：谁愿意承担那20%普通棉花的损失呢？不过，目前我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仅有Bt抗虫棉花和抗病毒番木瓜。因此，棉田里长出来的抗性棉铃虫，可能被玉米田里的非抗性种群稀释，无法形成抗性种群。

　　事实上，转基因棉花种了20年，现在棉铃虫对Bt转基因棉花的抗性水平还是很低。

　　2

　　转基因对中国农业有多重要？

　　中国农业非常需要高新技术，但是争议使转基因技术严重滞后，这非常遗憾。先看三个例子：

　　——目前国内批准种植规模最大的转基因物种是棉花，占棉花总量的95%~98%。农民发现这些棉花能毒死棉铃虫，减少农药喷洒。

　　——玉米生长过程中被绿色的叶片包着，有些玉米螟虫先吃最嫩的头部，然后钻进玉米内部，农药杀不死，而且还会使玉米被真菌黄曲霉感染，产生致癌的黄曲霉素。所以，如果不采用转基因技术，不光产量上不去，还可能危害人类健康。

　　——水稻螟虫和稻飞虱，每年使我国水稻产量至少损失5%以上。虫子抗农药，用农药喷不死，还会造成米污染、水污染。

　　“转基因作物如果能推向产业，确实能解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否则一旦有风吹草动，粮食歉收，国际粮价飞涨，你就是被动的，大豆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说。

　　两位农民在展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培植的脱毒转基因木薯

　　2015年中国进口大豆8169万吨，创历史新高，对国内的大豆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压制。“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是19%，而国内种植的大豆是非转基因的，出油率是16%，所以国内榨油厂不太愿意买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王大元说。

　　黄大昉说：“我们不断呼吁，千万不能让玉米成为大豆第二。”

　　不止一位科学家表示，严格来说，转基因技术产品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高技术产品，必须有市场拉动，链条才能运转。而进口转基因产品，相当于花中国的钱，拉动人家的转基因技术产业，而我们自己的轮子却不转。

　　“科学界真正做生命科学的、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人，都懂这个事情，没什么异议。但是，科学界不搞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隔行如隔山。”朱作言说， “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要让科学家、内行说了算，不能搞民意测验。”

　　“让科学回归科学。”黄大昉感叹，“这句话在当前尤为重要。”

　　作为我国最早一批转基因科学家，陈章良承受了太多的争议。尽管如此，他仍在为转基因积极奔走。“如果不抓住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农业发展，在未来粮食短缺时，我们将很难与跨国公司开展竞争。”

　　“中国2015年从美国、阿根廷、巴西三个国家进口了世界贸易量70%、超过8000万吨大豆。进口这么多，老百姓吃了十几年，却不允许抗除草剂、抗虫的大豆品种在中国种植。我们自己还在喷农药，喷除草剂。”陈章良说， “如果我们继续进口，将来即使拿钱去国际市场买粮食，都可能买不到了。”

　　3

　　谁在妖魔化转基因？

　　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转基因新型有色茧品种，这是我国首次获得的转基因新型有色蚕丝

　　“转基因原本是技术问题。” 黄大昉觉得，人们一开始有疑问是正常的。

　　“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朱作言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开始商业化种植时也出现过类似声音。

　　国外至少有四种反对力量：

　　其一是极端环保人士，认为转基因破坏物种的多样性，对环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认为只能是上帝造万物，人类不能轻易改变；

　　其三是贸易战争，尤其见于西欧对北美的农业贸易壁垒——美国70%-80%的食品都含转基因，西欧只有不接受转基因才能阻挡美国农产品进入本地区；

　　其四是旧有利益集团，例如原来野生三文鱼来自海洋捕捞，人工养殖后，三文鱼价格被拉低，受到传统渔业集团的反对和抵制，理由包括，养殖鱼近亲交配繁殖使遗传性丧失，养殖鱼与野生三文鱼杂交破坏野外种群遗传性。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说， “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

　　在中国，“风向一下子就变了。”黄大昉说。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这三种作物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

　　这意味着在科学家大量试验检测的基础上，政府认可这些转基因作物没有安全问题，可以推进其产业化。

　　而此时，绿色和平组织介入了。

　　“中国想把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影响可大了，绝对要把你堵住！”黄大昉说。

　　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是，“当时对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绝对不能让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第二，抹黑科学家；第三，牵制上层决策；第四，推翻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

　　具体手段就是搅动媒体炒作，把国际上所谓的争议都搬进中国。

　　原本“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入Bt杀虫蛋白基因，只能杀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昆虫，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炒作之下，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断子绝孙”、“致癌致病”、“中国变成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惊悚说法屡见不鲜。

　　黄大昉觉得，“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认为， “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他说，除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过科学家的据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达到了：转基因水稻尽管安全但无法产业化种植，决策被牵制，科学家被抹黑。

　　今天解释了、澄清了，隔一段时间又出来，层出不穷——这是科学家普遍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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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对转基因容忍度为何这么低？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部主任何薇认为， 转基因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争议，背景复杂，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初没有抓住科普宣传的良好时机。

　　“如果15年前科学家能在这个问题上有积极作为，社会精英能有意识地宣传引导，转基因可能不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理事、中国《科学新闻》前总编贾鹤鹏表示。

　　1、科普

　　其实美国在转基因食品刚刚面世时也吵得不可开交，跟我们一样。

　　密西西比河边，科学家曾经在美国政府批准的全球第一块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上种转基因西红柿。当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小心到什么程度。种田时必须穿戴到膝盖的脚套和到上臂的手套，当天用完全部烧掉；种出来的西红柿不敢吃，拿来做安全试验，或者烧掉。

　　两名学生在北京大学听科普人员讲解“转基因鱼”的知识

　　但美国的科普做得比较好。虽然没有硬性规定科普任务，但他们有科普传统，很多科学家愿意写科普文章，刊登在像《科学美国人》这样的杂志上，美国电影中也有很多科普内容。同时，一些机构会请社工到社区里讲一些流行病等热点科学问题。不少公司有专门的科普部门，向公众开放实验室，告诉他们自己到底在研究什么。

　　当下“一些人的情绪非常容易被激发起来，燃点很低，热点很多”。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主席，朱祯博士坦言“这种问题应该精心处理”，他反思说： “科学家从科技部申请经费，发表文章，向科技部提交报告，似乎工作就算完成了。有关部门也是看重立项拨款，没看到社会的反作用对项目的影响——我们的公众意识都有待提高。”

　　对公众的交代，国外已经走了很远。

　　朱祯说，2001年他赴巴西访问，参观细菌的测试DNA序列工作，其项目报告中就包括对企业家、媒体、政府、民众的宣传和汇报。甚至在那个网络不甚发达的年代，项目还要建立电子、跨时区平台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

　　在欧洲，大型科学项目必须与媒体、社区、民众等形成“大沟通”。“项目没完成这一步，甚至不能验收，做得再好也不算。”

　　如果中国也开放实验室，老百姓看完之后可能就会好多了。转基因总是神秘的，大田试验高筑围墙，老百姓自然会感到好奇甚至紧张。这几年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国家研究花的钱至少有4亿元，有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价报告，可很多人却根本没听说过。

　　朱祯也曾建议成立风险教育委员会，“不止是’科普’，而是‘科学传播’。你看2013年神舟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就做得很好啊！”

　　“中国的科研体制并没有要求科学家把向公众传播当作任务，科普完全出于个人兴趣和意愿，或者出于技术市场推广的考虑。”贾鹤鹏说，“不少科学家动力不足。”

　　我国的科学体制一直是重视科研、论文，对科普工作的评价体制显得相对较弱。中国有最高科学奖，但最高奖中却没有科普奖。所以很多科学家忙于自己研究，不愿做科普工作，也不太会用浅显的语言描述和解释科学问题。

　　在美国和欧洲，很多机构都会指定将科研经费的约5%用于面向公众或决策者的科学普及，对利益相关群体有所交代。但在中国尚无此类制度安排。

　　“中国科协曾推动这个事情，但没能成功。如果增设这个职能，就要增设一整套评价机制。”贾鹤鹏说。

　　反观美国的科普机构科学促进会，没有行政动员，却靠《科学》杂志凝聚了一大批顶尖科学家，每年年会仅参会记者就有2000多人。

　　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得到改善。中国科协与清华大学、北航、北师大等七所高校合作，开设科普专业硕士点，主要课程是科学传播学。“这批人已经毕业，50%从事科普领域相关工作。”

　　2、舆论

　　另一个原因，舆论的偏向使得转基因问题特别敏感。由于一些反对的力量大，科学家甚至会遭受言论攻击、人肉搜索，大家不想惹麻烦。

　　在采访中，听到“开个微博或微信公号来讲讲转基因”这样的提议，一些科学家脸色一黯。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科学问题或许有效，但要是谈转基因，恐怕处境难堪。

　　2010年11月，研究“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作完演讲，现场有人高喊：“张启发是卖国贼！”谴责他拿中国人当小白鼠，更有甚者直接抄起前排的瓷茶杯砸过去。

　　如今，该实验室面对各种采访请求，只是在电话那头非常客气地反复表示抱歉：“对不起，我们不发表任何言论。”

　　“一些并不懂生物技术的反转人士，在中国掀起全世界最大的反转活动，给从事转基因事业的科技人员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王大元说。

　　“我们也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的攻击。但科学家平日里辛辛苦苦忙课题，科普虽然也是一项工作，但一搞科普就挨骂，又何必呢？”他说。

　　实际上，很多正义感爆棚的消费者，也不自觉地被人当枪使了。

　　回溯中国转基因舆论演变的历史，一些人会联想到2004年12月的一期《南方周末》刊登的《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一文。该文直指科学家因个人商业利益而力推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报道中勾画出的利益图谱，曾引发部分公众对转基因的质疑和抵制。

　　“这种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公众对转基因知识的不了解，而是一些人通过媒体炒作，破坏公众对科学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信任而引发的。”贾鹤鹏说。

　　3、其它

　　“我们国民的科学素质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对负面信息还缺乏自觉理性的判断能力。”陈章良认为。

　　有关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中国科协在2015年进行了第九次调查，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通过70400份问卷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6.2%。虽然这个比例看上去不算高，但2010年第八次调查时这个数据仅为3.27%，五年提高幅度近90%。

　　据介绍，问卷以国际通用题目为基础，加以本土化处理。“西方国家具有科学素质公民占比较高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他们并不实行高中文理分科。”

　　这一数据由于占比太低曾被质疑。毕竟“高等教育发展了这么多年，科技工作者这么多。直到质疑者亲眼看到科学素质调查问卷的题目，可能才会明了。”不妨看两个题目。

　　——关于分子，这个说法是否正确：物质中能够独立存在并保持该物质一切物理化学特性的最小微粒。

　　——另一道答对率颇低的题目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牛奶经过煮沸后是否可以安全饮用。

　　由此可见，想要位列6.2%并非易事；也不难理解，为何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大多是理科生。但即使是高学历的理科生，也未必都能跻身于这6.2%。

　　一名生物学博士，家里囤积着大量食盐和绿豆。“食盐是福岛核电站泄露时抢购的，绿豆是所谓的‘神医’张悟本讲养生的时候买的。”

　　因为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食品安全的谣言被过多关注。在科协与百度合作发布的《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中，2015年第三季度，健康与防治的搜索量达到2400万余条，热搜词前十位全部与疾病有关。

　　科学素质非常重要。但也要承认，科学争议远非仅靠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就可以解决。

　　美国的科普调查显示，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在多年前超过20%之后不再有变化。迄今为止，美国社会的一些看似不可理喻的科学争议并不鲜见，比如，依然有35%的人完全不信全球气候变暖。

　　欧洲人对动物实验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当科学问题与基督教价值观不冲突，且科学界有共识时，欧美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才比较高。这种背景不是主要以知识为指标的科学素养所能反映出来的。”贾鹤鹏说。

　　有关转基因问题的争议，包含了太多的因素，已经超出科学本身。

　　5

　　科学问题应当相信内行

　　那么，转基因在中国还能推广得下去吗？陈章良建议分三步走。

　　第一步，非食用的转基因，包括树、草、棉花等，国内先大规模做；第二步，像转基因大豆、玉米这些食品，能不能像国外一样，先做饲料给动物吃；等到大家熟悉了，觉得安全有保证了，第三步再全面放开。

　　对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而言，科技创新尤为重要。要迎来真正的“科学的春天”，不仅需要在“术”的层面收获技术成果，更需要在“道”的层面高扬科学精神。

　　要让科学精神有一个大大的春天，要给科学精神蔓延舒展一个大大的环境，要让科学回归科学，让科学家放下包袱、从容发声。

　　科学需要争论探讨，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各种决策不能偏离科学的轨道，而对于科学的这种争论探讨也不能偏离正确的轨道。一位科学家表示，科学问题是不能搞民意测验的，应当相信内行。

　　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曾呼吁，“科技工作者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不能选择沉默或逃避，要有不惧俗流的勇气。”

　　理性的舆论环境、公开的决策程序、适当的激励机制，都应该是保证科学家勇气充沛、保证科学探讨行驶在正确轨道上的必要条件。

　　科学素质的水准，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对社会的理性态度。2015年中国科协开展的公民基本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在全国水平线以下的地区，公众对于科学问题不乏盲从心态；公民科学素养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上的地区，科学争议流传最广——这至少意味着，关注科学争议是科学素养提高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为科普介入打开了一扇窗户。

　　调查还显示，面对科学议题，民众对科学家的信任依然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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