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歌者
“王富洲等三人征服股峰了珠峰。1960 年 5 月 25 日 4 时 20 分”
在珠峰顶峰股峰的王富洲,双手已经被严重冻伤,他摸着黑,努力用手攥住一支黑色铅笔在“体育日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在顶峰极度缺氧的情况下写完这 20 多个字竟然用了整整 3 分钟。这 20 多个字是 1960 年中国登山队员首次从北坡登上 8848.13 米顶峰的唯一现场记录。
1960 年之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多次从南坡成功登顶,但北坡还没有成功登顶的先例。曾在这里数次“折戟沉沙”的英国探险家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完成了这个“不可能”!
“逼上珠峰”
1955 年,中国人在苏联第一次接触现代登山运动,那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可是苏联没有 8000 米以上的高峰,鉴于中苏之间特殊的友邻关系,苏联提议,两国共同组队攀登珠峰。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攀登珠峰不仅仅是向苏联学习发展珠峰那么简单,在这背后有着深远的意义: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股峰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股峰?”。
1953 年 5 月 29 日,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珠峰的队伍。
丹增·诺盖和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
正是丹增·诺盖的这一创举,成了尼方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中国人从来没有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
在这样的环境下,使得中国攀登珠峰陡然间成了一项庄严的政治使命,中国不得不开始筹划攀登珠峰,可谓被“逼上珠峰”。
登山队员在途中休息
意外变故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苏联登山队员们把列宁铜像安置在了本土海拔最高的列宁峰(海拔7134米)后,在中国民间掀起了一股攀登珠峰的爱国风,200 多人联名给苏共、中共写信强烈表达联合攀登珠峰的愿望,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中苏两国高层意见一致,签订了相关协议。协议的大体内容为:苏方负责中方运动员的培训,并提供登山设备和部分登山食品;中方负责修通到珠峰大本营的公路,并承担苏方全体人员的衣食住行费用,还从苏方购买一架用来营救的直升机,登山时间拟定在 1959 年 3 至 6 月间。
登山指挥部由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任总指挥,体委副主任黄中和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第二副书记谭冠三为副总指挥。为确保登山万无一失,贺龙把当年“塔山阻击战”的英雄团长、时任军训部副部长的韩复东调任前线总指挥。
根据协定,必须在 1959 年 3 月份之前赶修一条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的公路。为了在平均海拔 5200 米的高度,短时间内抢修一条长达 400 千米的公路,西藏工委特地成立了登山支援委员会,抢修公路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未料,仅隔半年,态势急转直下。1959 年 3 月,苏联专家来到拉萨筹备登山事宜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拉萨叛乱。叛乱被平息后,第十四世达赖潜逃印度。
拉萨叛乱发生后,苏联以“担心引起友好国家印度不满”为由,放弃了联合登山计划。后来,中国向苏方提出,将登珠峰计划改在 1960 年,但苏联却建议推迟到 1961 年。于是,国家体委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在 1960 年春单独从北坡攀登珠峰。1960 年 7 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
中央民间上下一心攀登珠峰
苏联撤出给攀登计划造成的困难难以想象,物资极其匮乏。按照原来的约定,所有高山物资、装备和食品均由苏方提供,苏方撤出后,这些东西都只能想办法去西欧购买。但是中央决心很大,刘少奇特批了 60 万美元,派人去欧洲采购装备,用大型运输机运往拉萨。
在珠峰大本营升起国旗
为了保证这次登珠峰成功,从国家体委到登山队的每一个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 1958 年 10 月开始,登山队各类人员 160 余人以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义分批进藏,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
攀登珠峰所需的物资有近百吨,达 200 多种,政府特别为登山队准备了两架飞机,并抽调大批工人完成了定日机场的修建、从日喀则到登山大本营修筑起长达 380 公里的公路。气象工作者在大本营建起的气象台,相当于一个省级气象台的规模。
毛主席曾说:“这支登山队相当于4个集团军”。当时攀登珠峰计划几乎等同于“两弹一星”计划在中国的影响。
1960 年 2 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队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和科研人员,全队共有队员 214 人,他们的平均年龄 24 岁。这些人员中的部分人在苏联接受过强化训练,并成功登上了苏联最高峰列宁峰。
1960 年 3 月,登山队来到拉萨。西藏军区在保障登山队后勤的同时,还派了全副武装的一个排护送登山队奔赴珠峰大本营。
登山队员在珠峰大本营宣誓
艰苦卓绝的四次行军
虽然苏联撤出,但是攀登计划还是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步步为营逐渐适应,分 4 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 6400 米高度,沿途建立 3 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 6400 米。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坳路线——这是攀登珠峰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珠峰北坳,当时使用的是绳梯
完成既定任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适应性行军过程也是考察队员体能和技术的过程。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线路,在 7007 米建立营地。不幸的是,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在此次行动中因高原反应牺牲了。
按照计划,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
然而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 3 名队员在 8500 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次行动损失惨重,北京大学教师郭子庆因高原反应牺牲,全队共有 50 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
队长史占春在下了今年登顶无望的结论后,被送到日喀则医院治疗。韩复东眼含泪水给拉萨、北京通报情况,并下令退兵,择日撤回拉萨。而此时,南坡的印度人正在向顶峰发起冲刺。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向贺龙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登顶!
谭冠三随即从拉萨赶到大本营,在慰问队员后,与韩复东交谈:“听说印度人在南坡也登到了8000多米,如果让他们登了顶,咱们却半途而废,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5 月17日,队员们在党旗下宣誓后,韩复东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 20 厘米毛泽东塑像交给许竟。随即,许竟率刘连满、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等队员组成的突击队,向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
最后的冲击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此时入选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5 月 23 日,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 4 名突击队员到达 8500 米突击营地,屈银华随后亦率运输队员赶到。
按照原来的计划,4 名突击队员次日一早出发冲顶,屈银华则随突击组行动至“第二台阶”底部,以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纪录片。
第二台阶,是指在珠峰北坡路线上 8680 米— 8700 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5米左右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唯一途径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
现在的第二台阶,已经架好了梯子
可是当他们抵达突击营地时,发现原来的两顶帐篷只剩下一顶,先期运到这里的锅碗瓢盆都不见了,没有办法做饭烧水。更要命的是氧气也不够,按计划,他们从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 10 筒氧气,每人两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其中两筒是空的,另有几筒氧气不满。于是只好改变计划,拍摄任务交给王富洲,屈银华留守突击营地接应。
5 月 24 日上午 9 点多,4 名突击队员钻出帐篷,向顶峰进发。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王富洲知道,许竞不行了。
自第一次行军以来,身为登山队副队长的许竞几乎每次都是担纲先锋侦察之职,为全队前进开辟道路,这让他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
没有时间犹豫,只能赶紧让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作为事先确定的第一代理人,临危受命担当突击组组长。
中午 12 点多,4 人来到“第二台阶”,正是这一天险,阻断了众多登山家前进的脚步,是从北坡登顶珠峰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他们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 6 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最强,他试着爬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摔得够呛,体力消耗也很大”。
最后还是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进安全绳,并利用安全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 3 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第二台阶”的艰险远远超过他们此前的估计,他们原本计划用 9 个小时登顶,可是光通过“第二台阶”就花了 5 个多小时。而且,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屈银华则为了攀爬方便脱掉高山靴,导致脚趾全部被冻掉,连脚后跟的肉都被冻掉了。
在海拔 8700 米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晚,3 人决定摸黑前进,根据天气预报,本轮好天气将于次日结束,他们必须赶在风雪来临之前登顶下撤,而且他们也没有携带扎营装备。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找不到路线,只能用手摸索着往上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3 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从 8700 米到登顶,上升 100 多米花了 10 多个小时。在离顶峰还有 50 米处,氧气全部用完,但他们依然没有停止向前的脚步。
最后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无路可走,随着贡布的一声“不能走了,再走就到尼泊尔了”,他们这才确信已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这一刻,是 1960 年 5 月 25 日 4 时 20 分,王富洲在这一刻摸着黑用铅笔在顶峰写下了“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1960 年 5 月 25 日 4 时 20 分”。写完之后,他双手已经冻僵。贡布走过来,帮他把这张纸条撕下来,放在一只白羊毛织的手套里,埋进了顶峰的细石堆里。
这次登顶,不仅仅是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更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第一次夜间无氧登顶珠峰。而印度登山队,则在 8600 米高度因风雪所阻,宣告退出。
艰难下撤
三位登顶英雄,从右至左: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他们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活着回来,是无法向世界宣告登顶成功的。
留在海拔 8700 米处的刘连满从昏昏沉沉中醒来时,发现在通向顶峰的雪坡上留下了脚印,他知道王富洲等 3 人已经上了顶峰。不知哪来一股劲竟使他又站起身来,准备好在此接应自己的战友。
当他看到王富洲等 3 人安全地回来时,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赶快用上自己的半筒氧气。当王富洲看到刘连满用生命换下的氧气,感动得落下泪来,这半筒氧气,救了 3 位战友的命。
他们 4 人在突击营地休息了一夜,第二天让刘连满和贡布先下山去报信(电台已摔坏),虚弱已极的王富洲、屈银华慢慢往下挪,他俩在下撤途中经历了 8500 米时的迷路,8300 米夜色下的滚坠,要不是一块大石头挂住了绳子,登山队里又得多写上两个烈士,在 7500 米处屈银华踩上了雪檐,再往前一点就是无底深涧。屈银华想掏出手枪想打枪联络一下,结果枪栓没拉开,手指却冻在了枪上!
大本营队员欢迎英雄回来
5 月 30 日,英雄们终于回到了大本营,他们是被人们抬回来的。他们登顶的消息传来,举国沸腾!首都人民热烈欢迎为国争光的英雄,北京七万人集会,欢迎征服了世界最高峰的英雄。
建国后《人民日报》发过两次号外,一次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次就是这次登顶。毛主席亲切接见了登顶英雄。
毛主席与贡布握手
王富洲上山前体重 160 斤,屈银华 154 斤。下山后,王富洲 101 斤,屈银华 102 斤。贺龙副总理去北京友谊医院看望他们时,先问了他们的身体情况,然后摸着那有名的黑胡子,意味深长地问他们:"以后,还敢不敢登山啊?"
4 年后,他们的名字再次写进了最后一座 8000 米以上的高峰--希夏邦马峰的登顶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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