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徽酒(金徽酒建厂时间)

注金徽酒：本文发为《尺牍友声·尺牍偶存》整理前言（凤凰出版社2023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书为准。感谢刘仁老师授权发布金徽酒！

整理前言

一、編著者張潮的家世及生平

《友聲》與《尺牘偶存》二書，是清初人張潮與友朋往來的書信彙編。關於張潮的研究已有很多，較爲集中的專門探討有劉紅裕《張潮研究》[1]、劉和文《張潮研究》[2]、法國漢學家戴廷傑《雅俗共赏，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3]、美國學者Suyoung Son（孫修暎）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為印而寫：中華帝國晚期的文本製作與出版》）[4]等。今據原始資料，參資前說，間以己見，綜述其家世、生平與著述如次。

張潮，字山來，號心齋，歙縣人。據其父習孔、兄士麟於順治十六年（1659）編纂而成的《新安張氏續修宗譜》記載，張潮所在一支世居歙縣柔嶺下。祖張正茂，生於萬曆四年（1576），卒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5]，字松如，一字元晨，寓居建平縣南蔣國村[6]，體弱，父母不令應試，曾以儒士考授內閣中書，未及仕而卒[7]。正茂生二子：長習孔，次法孔。習孔即張潮之父，字念難，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卒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8]。生十一歲而孤，為寡母姚氏撫養長大[9]。張習孔《先妣姚太宜人行略》云：“崇禎丁丑（1637），不孝始謀歸故里。叨餼黌序，而貧窶如故。”[10]可知習孔始自建平遷回歙縣柔嶺下。習孔於順治三年（1646）成舉人，六年（1649）中二甲第十六名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順治九年（1652）以按察司僉事提督山東學政[11]，次年丁母憂歸里，自此退居林下，潛心理學，學者稱“黃岳先生”，著有《大易辨志》二十四卷、《近思録傳》一十四卷、《詒清堂集》十六卷、《雲谷臥餘》二十八卷等書，其中《近思錄傳》今未見。

習孔生四子，張潮其次[12]。據《新安張氏續修宗譜》，張潮生于順治庚寅（1650）六月十三日，譜名“朝麟”。張潮早年經歷，主要依據其自作的《八股詩自序》：

予十有三歲始為八股，越二年甲辰（1664），受知于溫陵孫清溪夫子，得補博士弟子員。其時國家方以策論取士，未幾仍復八股之舊，八股策論，予俱業之而未善也。癸卯（1663）、丙午（1666）數科，南國諸君子多以國學獲雋，於是邯鄲之步，捨子衿而就明經，乃簿書期會，時日愆違，南則校無是人，北則雍無是士，而己酉（1669）一科已矣。又三年壬子（1672），江左督學使者以國子諸生，業已需次天官，於格不得與南闈之試，而壬子一科又已矣。逮乙卯（1675），痛先宜人棄捐杯棬，讀禮居廬，應不復問此時為何歲月矣。嗟乎，遙計自乙卯溯於甲辰，積十有二載，星次為之一周，時物於茲迭變，人生幾何，誰堪屢誤。又況此十二年間，苦辛坎壈，境遇多違，壯志雄心，銷磨殆盡，自是而後，安能復低頭佔畢，以就繩墨之文為哉！[13]

據此可知張潮於康熙三年（1664）中秀才，其時江南提學僉事為孫蔭驥[14]，即“溫陵孫清溪夫子”。張潮見康熙二年（1663）和康熙五年（1666）有不少南方士子以國子監生或貢生的身份考中順天鄉試，遂效仿之，靳治荊《（康熙）歙縣志》“貢士”類中即有張潮姓名[15]。然而，張潮在名籍已經貢入國子監而不能參加江南鄉試的同時，又因為行政文書傳遞的遲緩，以致於錯過了康熙八年（1669）的順天鄉試。不僅如此，張潮連康熙十一年（1672）的江南鄉試也未能參加，據《大清會典》卷八十五：“凡直省貢監生到監，持本籍文書赴監考到，分堂學習。貢生積十有四月期滿，監生積二十四月期滿，恩貢生、選拔貢生、副榜貢生、嵗貢生、優貢生，願就教職及州縣佐貳者，移吏部分班序選。遇鄉試之年，與援例貢監均送吏部考職，廕監生由覃恩者積二十四月，由賜䘏者積六月，均移吏部銓用。”[16]時任江南提督學政僉事的簡上應當就是援此例，禁止已經貢入國子監的生員參加江南鄉試。至康熙十四年（1675）鄉試時，張潮又因丁母憂而不能參加。此後，張潮遂棄去舉子業，除康熙三十一年以捐納得翰林院孔目虛銜外，並無任何仕宦經歷。[17]

自康熙十年（1671）起，張潮即僑寓揚州[18]。明清時期，寓居揚州之徽州人多有從事鹽業者，張潮即是其中之一。張習孔《家訓》云：“儒者以治生為急。”[19]這或許是張潮投身其中的原因。《友聲》《尺牘偶存》中對張潮的鹽商身份有所顯示，比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六月有“湖廣總督標裁兵夏逢龍作亂，踞武昌”[20]之事，張潮在給時任徽州同知曹貞吉的信中說：“楚氛起於倉猝，殊出意外……邗江鹺業全在漢上，尤為剝膚，聞已大受其毒，則涓滴微貲不知作何究竟，將來且餬口無策，言念及此，曷勝於邑。”[21]可以確知，鹽業是其主要收入來源。又如，在給方挺的信中說：“側聞先生暫置芸編，下親鹽筴，不識淮商何幸而得大君子之主持，何快如之。”[22]並在信中談到鹽業同行在“楚中”所設立“司匣先生”的弊端，顯然是身居其中，方能有此關心與洞徹。而友人殷曙在給張潮的信中曾有“今秋暫返故園，道過鳩茲，走詢貴族大川鹽店”[23]之語，則可以推知，鹽業乃其家族產業[24]。

但張潮的身份認同仍然歸屬於文人階層。一方面表現在他棄舉業之後，便專意詩文著述與書籍編刊。陳鼎《心齋居士傳》云其“累試不第，以貲爲翰林郎，不仕，杜門著書。”[25]倪匡世《詩最》張潮小傳則云其“鉛槧之暇，好作詩自娛，如樂府、古風、近體、絕句又得若干種。己酉（1669）入太學不第，乃樹幟文壇，留心經濟，與之談世事得失、吏法重輕，如指諸掌。”[26]其所著存世者，詩詞文有《心齋詩集》《詩幻》《集李集杜雁字詩》《花影詞》《心齋詞》《心齋聊復集》，小品遊戲文有《幽夢影》《心齋雜组》《奚囊寸錦》《下酒物》《酒律》《唐詩酒底》等，戲曲有《筆歌》等金徽酒；所編刊書籍則有《虞初新志》二十卷、《檀几叢書》三集、《昭代叢書》三集以及《友聲》十一卷、《尺牘偶存》十五卷。除此之外，還助友人刊刻書籍，如吳肅公《讀書論世》、曹貞吉《珂雪詞》、卓爾堪所輯《合刻曹陶謝三家詩》等。

另一方面，表現在他有意成为文人群體資助人。“居士性沉靜，寡嗜慾，不愛濃鮮輕肥，惟愛客，客嘗滿座。淮南富商大賈惟尚豪奢，驕縱自處，賢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見。惟居士開門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飲酒賦詩，經年累月無倦色。貧乏者多資之以往，或囊匱，則宛轉以濟。”[27]在當時人看來，積極參與文人交遊網絡並資助其中的貧乏者，是他與一般商人之間的不同之處。

曾有朋友對張潮說：“先生好客、喜刻書，早已書傳海內，名滿人間。”[28]可見在朋友眼中，刻書與結客也是張潮構建自身形象的兩種主要手段。

然而，張潮的上述兩項事業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夏天發生了轉折。這年夏天在張潮身上發生了一場變故，張潮在不少給友人的信中都有“忽墮坑阱中”“墮落坑阱”“顛倒錯亂，致墮阬阱”“誤墮坑阱中”[29]等語，但其原因及情形張潮未明言。不過這場變故顯然導致其鹽業生意的折損，張潮在給王晫的信中說：“弟生平頗謹慎自愛，不謂料事欠精，變生意外，以致家人生產耗損大半，所存僅十之二三，將來生計艱難，不知作何究竟矣。”[30]而這也必然波及書籍編刊與文人群體資助兩項事務。[31]

對文人群體資助的影響是最直接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有秀水同宗張昱來拜訪張潮，並向張潮尋求經濟上的幫助，這位同宗雖然是一位不學無術、到處“打抽丰”的人，不過若以此前張潮的經濟實力，恐怕也能如願而去。但此時，張潮應當是對他言及自己艱難的處境，使得這位同宗十分惱火，故而去信責問張潮，張潮回信道：“及接前札，乃知足下大有所不然于僕，意在需索程儀，遂厭人說貧說苦。”張潮畢竟有好客的本性，故而又解釋：“《檀几叢書》二集，俟榮行時留以為贐，蓋緣皂囊羞澀，不得已而出于此耳。”[32]可見，張潮此時已經無法向以往一樣資助他人。康熙四十年時（1701），有友人來信言及“月樵上人”募捐事，张潮回信说：“若在三載前，理應如命。奈自前歲失足以來，竟成江河日下之勢，自顧方且不暇，何能復作功德事乎！……此日之張山來業已四大皆空，五蘊非有，僅能布施文章，不能布施錢穀。”最后“再四躊躇，惟勉竭棉力，輸助壹金”。[33]此雖是關於寺廟募化事宜，嚴格意義上不屬於“文人群體”的資助，但是張潮的窘境已經表露無疑。

書籍編刊上也受到的很大影響，可以《昭代叢書》的編刊為例。張潮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刻《昭代叢書》甲集時，曾在凡例中宣言：“倘天假我以年，俾得每年刻五十種行世，斯則僕之所矢願也。”[34]然而在準備刊刻《昭代叢書》乙集的過程中，不幸變故發生，王晫在回信中勸張潮說：“若舍此不事……倘併此亦耗失焉，豈不更可惜耶？”[35]想必張潮此時已有退縮之意，故而王晫有此勸進之言。雖然，乙集最後順利刊刻行世，但張潮在乙集凡例中特意提到：“種種拙選，祗為揚芳，匪圖射利。但紙張刷印，殊費朱提，若人人如取如攜，則在在傷廉傷惠。愛人以德，告我同儕，倘果癖嗜瘡痂，何妨略償工價。”[36]是已不能如甲集一樣任意贈送友朋。至於《昭代叢書》丙集，張潮本已無力顧及，是在其三弟張漸的幫助下，方才完成刊刻，丙集凡例言：“僕自己卯失足以來，生計蕭然，日就困憊。乙集已自拮据，故不復作鉛椠之想，緣舍弟木山力為慫恿搜輯，共襄厥成，是以復有是役。”[37]今本《昭代叢書》丙集署張潮、張漸同輯，亦緣於此。不料，康熙四十二年（1703）《昭代叢書》丙集正在刷印的過程中，張潮又為“中山狼”所害，他在前後兩封給靳治荊的書札中都提及此事[38]。不僅如此，康熙四十四年（1705）時，張潮再次橫遭變故[39]，使得張潮本來不佳的處境更加困窘，以致於“青氊舊物，毫無所存，猶幾不免于中山狼之口”，而不得不“暫避鄉間”[40]。但即便如此，張潮也並未放棄編刻叢書的想法：“貧困餘生，復遭橫逆，不謂弟之末年潦倒，一至于此。……至于丁集，雖無其力，頗有其心。若張生不即就木，或叨天祐，衣食之外，稍有嬴餘，仍當從事于此。若今，則不敢作此痴想矣。”[41]只是，限於無可奈何的現實，“丁集”最終未能問世。

總之，張潮的晚年應當是在困窘中度過的，而張潮的卒年，尚無明確記載。江都許迎年《槐墅詩鈔》卷四《楊柳歌》小序云：“山來張先生文采風流，名重海內，所居自植垂柳一株，濯濯可愛。及先生歿，而居遂他售，樹亦伐焉。”[42]這是目前所見關於張潮卒年最可信的一條材料。有研究者據《槐墅詩鈔》有康熙四十九年年初魏周琬之序，以及《尺牘偶存》末札系於康熙四十六年、《奚囊寸錦》有康熙四十六年暮春張賢序等信息，定其卒年在康熙四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八年之間[43]。

“為人澹默寡言笑，恂恂訥訥，弱不勝衣，而好古甚篤。”[44]“爲人端方質直，舉止不苟，爲文則風流瀟灑。”[45]這樣一個具有某種程度反差的形象，就是時人眼中的張潮。張潮曾在信中說：“僕在母胎時，先母患瘧者凡九閱月，日惟飲梨汁而已，是以生而羸弱善病。”[46]由於先天不足導致了張潮體質的羸弱，可知“弱不勝衣”云云是“實錄”。時人謂其“好古甚篤”“為文則風流瀟灑”也並非虛譽之辭。雖然因張潮深受晚明“性靈”與“好奇炫博”的文學、知識風氣影響，其書籍編刊與文學創作多呈現以知識為“怡悦性情”之對象的傾向，比如：其清言小品《幽夢影》的書寫方式與晚明小品一脈相承；《奚囊寸錦》則是“回文詩”的集成之作；《虞初新志》乃“輯時輩新奇怪異之文”[47]而成；《檀几叢書》被四庫館臣評價為“多沿明季山人才子之習，務為纖佻之詞”[48]。故而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張潮在思想史或文學史上或許並未占據一席之地，但在清初江南仍然受晚明風氣籠罩的文化場域中，仍然是值得被稱賞的典型人物。

二、《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通信人及通信内容

（一）《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通信人

《友聲》所彙集的主要是友人寄送給張潮的書信，共1004通，另附友人之間的通信7通。《尺牘偶存》則保存了張潮寫給友朋的書信，共456通。涉及通信者共331人[49]。

以通信人階層而論，從《小傳》中可以考知的人物來看，取得諸生以上科名的共162人，取得舉人以上科名的共65人，有任官經歷的共87人。可見，一般知識階層是通信者群體的主流。但是通信者在社會身份上顯示出多樣性。就政治地位而言，其最上者有皇室宗親，如：勤郡王岳端；有高官，如：宋犖、高士奇、王士禛、張英；有遺民，如：冒襄、余懷、黃周星、杜浚；有清初的職業書畫家，如：惲壽平、查士標、龔賢；有編刻書籍的合作伙伴，如：陳鼎、倪匡世、鄧漢儀；有清初考據學的代表閻若璩、毛奇齡、梅文鼎；有方外人士，如：釋行?、釋海岳，等等。

以通信人地域而論，通信者主要集中於江南（江蘇、安徽）、浙江兩省，以《友聲》所著錄的籍貫而言，僅有54人不屬於以上兩省。從實際情況看，真正屬於兩省範圍之外的人還要少。原因在於：一是《友聲》有不少籍貫實為郡望。比如余懷及其子蘭碩，《友聲》著為“莆田”人，但其上世已寓居金陵，從常理推斷應當已占籍金陵；二是籍貫雖在兩省外，但早已寓居兩省。比如余榀，《友聲》著為“四川”人，但余氏先世已寓居京城，明亡後，余榀寓居于寧波、蘇州等地；再如費密及其子錫璜、錫琮，《友聲》著為“成都”或“西蜀”人，然其順治十五年已寓居江都；三是籍貫雖在兩省外，但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停留在两省。如曹貞吉，《友聲》著為“山東”（或為“青州”“安丘”）人，但曹氏與張潮的通信，都是曹氏在徽州同知任上發生。又如王維屏，《友聲》著為“順天”人，而與張潮的通信發生在其任江都縣丞時期。真正的遠距離通信，只有兩個群體：一是與勤郡王及其幕僚（朱襄、顧卓、釋廣蓮等）、以及孔尚任、王士禛等京城文人群體之間的通信；二是康熙四十年以後與陝西的張鼎梅、張鼎望兄弟之間的通信。

（二）《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主要通信內容

《友聲》與《尺牘偶存》的內容豐富多樣，其中除書札所必然具有的日常問候，還有更多文人群體交往細節的呈現。其中有書籍與禮物餽贈，如：張潮曾將其父習孔的著作作為贄禮贈送給靳治荊、許承家、宋犖、張榕端乃至安郡王、勤郡王等人[50]；有詩文倡和，如：康熙二十九年張潮姬妾亡故，張潮製《清淚痕》五十首以悼亡，並分贈諸友人以求倡和，一時響應者頗多[51]，今李驎《虬峰文集》卷九、先著《勸影堂詞》卷下、王晫《墻東雜鈔》尚存倡和詩詞；有文人雅集，如：康熙二十三年初雪，張潮召杜濬、方淳、閔麟嗣、汪薇、汪士鈜等人集會飲酒賦詩[52]，張潮有《初雪招諸子小飲分得十四鹽》詩被選入《詩觀》三集；有知識交流，如：張潮與鄭旭旦、顧彩、李沂、畢熙暘之間關於音韻學的討論[53]；與孫蘭之間關於“飛鳥算法”的問答[54]；對西洋學士畢鐸民關於“地圓”學說的詢問[55]；

但其中最具特質的是與書籍編刊相關的內容。比如：王晫是與張潮書札往還頻次最高的通信人之一，《友聲》中有王晫寄給張潮的書札31通，《尺牘偶存》中存有張潮寄給王晫的書札35通，其時間從康熙三十三年（1694）一直持續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二人的交往始於書籍編刊之事，通信內容也多與之相關：康熙三十三年（1694）張潮自揚州返回新安故里，便道過杭州拜訪王晫[56]，王晫向張潮出示了自己所選輯卻無力刊刻的《檀几叢書》的稿本[57]。張潮因為早有纂輯叢書的想法卻一直未成，見到王晫所輯與自己的意圖頗相契合，極為高興[58]，故許下了替王晫刊刻的諾言。張潮返回揚州不久，王晫如約將稿本三十七種寄到了揚州。[59]此後二人不斷魚雁往還，探討《檀几叢書》初集、二集、餘集，以及《昭代叢書》甲集、乙集、丙集之間的編纂事宜。

又如：無論政治地位還是文壇地位，王士禛都是通信人中地位較高的一位，《友聲》中有王士禛所寄書札12通，《尺牘偶存》中有張潮書札18通，這種通信頻次在所有通信者中已屬於較高的一類。二人之間的通信也主要圍繞書籍編刊展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初，王士禛在京城見到了張潮所刻的《檀几叢書》，“擊節不置”，於是託孔尚任寄給張潮十三種小品[60]，康熙三十七年又寄來《隴蜀餘聞》《秦蜀驛程記》二種[61]，康熙三十八年又寄來其兄士祿、門人張弨、林佶以及同僚張英的數種著作[62]。張潮在書信中反復與王士禛商討對這些著作的處理意見。根據書札及張潮所刻書籍的現狀，其處理結果如下：最早寄來的十三種著作中，《劍俠傳》《皇華紀聞》被刻入《虞初新志》，《長白山錄》《水月令》《漁洋詩話》、東蔭商的《華山經》、張萬鍾《鴿經》、劉芳喆的《拙翁庸語》都被刻入《檀几叢書》二集，《國朝謚法考》《紀琉球入太學始末》《紀恩錄》《隴蜀餘聞》、《粵行三志》中的《廣州遊覽小志》、《蜀道驛程》中的《東西二漢水辯》則被刻入《昭代叢書》乙集；第二批寄來《隴蜀餘聞》以及第三批寄來的王士祿的《燃脂集例》《焦山古鼎考》、張弨的《瘞鶴銘辨》《昭陵六駿圖辨》、林佶的《甘泉宮瓦考》、張英的《飯有十二合說》俱被刻入《昭代叢書》乙集。不僅如此，此次叢書刊刻事宜使得劉芳喆、林佶、張英與張潮之間也有了通信往來，亦見於《友聲》《尺牘偶存》。

三、《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編刊及版本

（一）《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成書

《友聲》與《尺牘偶存》的纂輯與刊刻並非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逐漸累積的過程。張潮在《友聲》乙、丙、丁、戊之外的各集卷首均標明：“隨到隨鈔（刊），不分爵里”。而陳軧在為《尺牘偶存》所作的序言中也說：“山來隨到隨答，應酬不少倦。答訖，命奚奴收貯麓中，不數日輒滿，歲可得數十麓。暇加決擇，付諸剞劂，用十干編次，名曰《友聲》，而再以己之贈答四方者附之，曰《尺牘偶存》。”由此可知兩書都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續刻的。更加明顯的證據是，《友聲》和《尺牘偶存》所收信札中，張潮及其友人不斷提到《友聲》及《尺牘偶存》，並有饋贈和索取行為，這就意味著《友聲》《尺牘偶存》在此之前必然已經刊行於世，而提到《友聲》《尺牘偶存》的信札則是後續刊入。比如《友聲》戊集第75吳從政札中提到：“所更幸者，《友聲》戊集竟以小札冠首，俾弟草野姓名獲與海內諸名家同列，並傳不朽，此虞仲翔所謂一人知己也，不意于先生得之，謹謝。”今《友聲》戊集第1札的確是吳氏的來信，而同屬戊集的第75札提到了第1札，這意味著戊集絕不可能是同一次刊刻而成的。而《友聲》新集卷三第2張鼎望札中提到張潮所贈送的《友聲》和《尺牘偶存》時云：“承惠《友聲》止於壬集第二十六葉，即釋廣蓮一札亦不全，《尺牘偶存》止於五卷第十三葉《與四弟質生札》。”[63]亦可證明《友聲》與《尺牘偶存》並非按集刊刻，張潮所云“隨到隨刊”當非虛語。

從《友聲》與《尺牘偶存》的內證中，我們還可以大致推測《友聲》及《尺牘偶存》初次刊刻的時間與卷數。二書中最早提到《友聲》的是《友聲》丙集第27顧彩札，顧彩在信中說：“閱尺牘，知笠翁十種，鄴架有之。”這裡的“尺牘”指的就是《友聲》，因為此處顧彩所以知“笠翁十種，鄴架有之”，應當是讀到了《友聲》甲集第22黃周星札中“笠翁傳奇十本并畫冊、韻牌俱完上”的內容。顧彩札作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此時《友聲》至少已經刻成甲、乙兩集。此後便屢見《友聲》的閱讀、索取與餽贈之事。[64]

其中，亦稍可考見《友聲》後續成書與刊刻過程。《尺牘偶存》卷二第6札《復甘中素》云：“尊札洋洋纚纚，幾及千言，謹借光梓入《友聲》中。”此札作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應當是對《友聲》丁集第60甘表札的回復，可知《友聲》丁集此時正在刊刻。上述《友聲》戊集第75吳從政札作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可知此時《友聲》戊集已刊刻部分。《尺牘偶存》卷八第29札《答家渭濱》是對《友聲》新集卷三第2張鼎望札回復，作於康熙四十年，其中云：“《友聲》補奉全部。”此時的“全部”應當指《友聲》前後二集皆已刊刻完成。

《尺牘偶存》首次被提到的時間則稍晚于《友聲》，康熙三十二年（1693）張潮致黃逵札中說：“拙刻《尺牘》附政，內有與友人論此事者，幸檢閱之。”[65]張潮在此札中與黃逵探討了上古音韻部分合的問題，而在此之前，張潮曾與鄭旭旦[66]、顧彩[67]、李沂[68]在書札中討論過這一問題，故張潮將其寄送給黃逵，以備其參考。而此處云“與友人論此事”，必然指的是張潮本人的書札，可知《尺牘偶存》此時已經刊出部分。此後亦可見《尺牘偶存》的贈送之事。[69]

（二）《尺牘友聲》《尺牘偶存》所收書札的時間次序

由於二書“隨到隨刊”的特質，使其所收錄書札自然呈現出時間序列，這對閱讀和使用這批書信具有巨大的便利性。已有研究者對之進行系統的斷年考證，並認為“《尺牘偶存》中存信約始於康熙十八年（1679），止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友聲》中存信亦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而止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70]。關於其起始時間，稍有可議。因據《尺牘偶存》卷一第5札《與冒辟疆》知張潮有向冒辟疆室人索畫之事，且言“不敢徒手請乞，特賦拙句以代潤筆。”考鄧漢儀《詩觀》二集中選有張潮《索冒辟疆姬人畫》一詩，當即指此事。然《詩觀》二集刊成於康熙十七年（1678），知此札之作必在此前。而審《友聲》甲集第5、6冒辟疆兩札，一當作於此札之前，一為此札之回復，其時間亦當在康熙十七年。則《友聲》《尺牘偶存》之起始時間俱當稍前移。只是，據此前研究者所考，《尺牘偶存》卷一第4札《與黃九煙先生》作於康熙十八年（1679）亦確鑿無疑[71]，可知《尺牘偶存》起始諸札的時間順序稍有錯亂，《友聲》或亦不免。

另需說明的是，《友聲》與《尺牘偶存》的時間序列性質當有所不同。因為《友聲》是按照收信時間排列，而非寫信時間。以常理推測，因張潮與通信友人之間若路途稍遠，書信遺失、遲滯則常有之，致使書信的先發後至、回信與發函之間交錯纏繞等現象屢見不鮮，故而對收信者張潮來說，以收信時間為序進行排列最為方便。《友聲》新集卷三第11孔尚任札下有注文，云：“此札發于戊寅（1698）夏月，于辛巳（1701）夏月方到。”而此札的前後諸札俱當為康熙辛巳年（1701）札，是其顯證。

（三）《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版本

《尺牘友聲》與《尺牘偶存》二書存世不少，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山西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等皆有藏，皆著錄為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惟有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友聲》後集二卷殘本，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友聲》著錄為康熙間刊本。

今按中國國家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本，俱為半葉八行，行20字，白口，四周單邊，版心上題書名和卷數，版心下刻頁數與“心齋”二字。文中墨丁、缺字、漫漶處俱同，顯然為同一版片所印。然其所謂“乾隆刊本”，實際上乃是康熙刊本的修版重印本。所可知者，因《友声》中有王士禛書札十二通，其中“禛”字俱不避諱，知此版必是康熙間所刊，若確為乾隆間重新鐫刻，以乾隆朝中後期諱例之嚴格而論，“禛”字斷無不諱之理。而知其所以為修版重印者，因《友聲》乙集收入丘元武書札二通，分別為第61和66札，其中第61札之“丘”字不諱，而第66札之“丘”字則避諱，但亦僅諱其札前所題姓名，至正文中“丘生之瑣瀆”云云之“丘”字亦不諱。其“丘”字或諱或不諱，可知重印者確曾對原版略作修改，但態度十分隨意。而所以著錄為“乾隆刊本”，蓋因《友聲》三集及《尺牘偶存》封面俱有“乾隆庚子秋重鐫”字樣，然此不過重印者以之欺人耳。據此可以推測，存世諸本皆為同一版本。今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整理。

四、《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文本特性與價值

尺牘作為一種文體自為一集，起源于南宋後期，有《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山谷刀筆》《范文正公尺牘》之類。自明代中期以後，纂輯尺牘的風氣蔚然興起，且逐漸由編選古人尺牘轉為編選時人尺牘，前者有楊慎《赤牘清裁》、陳繼儒《蘇黃尺牘》等，後者則以李漁的《尺牘初徵》、周亮工《尺牘新鈔》、汪淇《分類尺牘新語》等為代表。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在於，受明中後期“性靈”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時人的觀念中，尺牍從單純的日常“實用性”文本成為了能夠展現寫作者真性情的“展示性”文本，所謂“以言觀人，莫尺牘若也”[72]。而與之相應，受社會結構的影響，明中後期以來大量與“士大夫”身份有別的“純粹”文人群體（所謂“山人”）又有著強烈的自我身份建構需求，從而促使了尺牘編選的繁盛。《友聲》與《尺牘偶存》的纂輯不能不說是受此風氣的影響，但卻有其獨特的性質與價值：

一是其文本組織形態。與由不屬於原通信人的第三者所編的書信集的“散焦”狀態不同，《友聲》《尺牘偶存》的書信呈現“聚焦”狀態。這使得《友聲》《尺牘偶存》所收錄的文本具有以下兩點特性：一是通信者书札前后之间往往有关联；二是《尺牍偶存》与《友声》的大量书信之间的往復关系能够得到确认。所以，《友聲》《尺牘偶存》組成了一個更具整體性的文本聚落。尺牘本屬“私人性”文本，其言說的對象是個體而非公眾，言說者與接受者之間往往擁有共同的生活經驗、知識背景，分享共同的社會情境，故而在書札的寫作中這些共同擁有的東西會被自然而然的省略，書札本身的信息呈現“碎片化”傾向，而書札的接受者自然可以毫不費力地將“碎片化”的信息置入他們共同分享的經驗中，使其信息與語義變得完整，不至於產生閱讀的困難。而對於原本不屬於書札接受者的讀者來說，書札書寫和接受者之間共同分享的經驗大量的缺失，使得書札原本的信息碎片得不到完整和充分的復原，閱讀行為變得困難重重，其中的有效信息也常常得不到充分的發掘與利用。而《友聲》《尺牘偶存》的特性決定了我們可以較大程度上復原通信者之間所共同分享的經驗，更加充分挖掘與利用其中的有效信息。

二是其文本的原生性。在尺牘由“實用性”文本轉化為“展示性”文本的過程中，“實用性”所必然具有的生活瑣事與細節往往在轉化中被刪節與過濾。由於“聚焦”形態文本的編選者往往是“聚焦者”自身，過濾的可能性幅度會更大。那麼，在《友聲》《尺牘偶存》中情形如何呢？事實上，《友聲》《尺牘偶存》的纂輯也經過了某種程度的文本過濾。陳軧在序言中說張潮將書札“暇加決擇，付諸剞劂”，說明書札付刊與否之前，會有一個選擇的行為。《友聲》與《尺牘偶存》所存書札之間的往復關係往往存在缺失，原因之一應當就是這種選擇所致。而付刊的文本也存在刪節的現象，張潮在給甘表的一封回信中說：“尊札洋洋纚纚，幾及千言，謹借光梓入《友聲》中，而此數句則僭為刪去。”[73]是其明證。但是，由於其“隨到隨刊”的刊刻程序，以及《友聲》《尺牘偶存》之間的相互映照關係，使得文本的刪節與過濾必須極為克制，否則文本之間極易出現扞格。可與之對照的是，張潮的友人王晫所刊刻的《蘭言集》中所收錄的張潮致王晫書札二通，與《尺牘偶存》對照可發現，其中的一通經過了王晫的精心修飾，而另一通竟然是由《尺牘偶存》中的三通拼接而成[74]。之所以不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可以因《蘭言集》是一次性刊刻而成，但《尺牘偶存》是隨到隨刊而成得到確認。所以，《友聲》《尺牘偶存》中的書札必然極大程度的保存了文本的原貌，這也意味著更多的保存了文人活動生態的細節。

三是其獨特的書籍史價值。對“匡贊風雅”一事，以業鹽為生的張潮既有熱情又具實力，而書籍的編纂與刊刻正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如前所述，其中不僅有本人編刊的書籍，還有代人刊刻的書籍。而圍繞在張潮身邊的友朋，亦多有書籍編刊活動，比如：冒襄《同人集》、黃周星《唐詩快》、鄧漢儀《詩觀》、卓爾堪《遺民詩》、席居中《昭代詩存》、倪匡世《詩最》、聶先《百名家詩鈔》《百名家詞鈔》、王仲儒《離珠集》、汪士鈜《新都風雅》等等[75]。重要的是，他們的書籍編刻活動並不是各自為政，而是互通有無的，以書籍編刻為中心，圍繞徵稿、投稿、編選、評點、閱讀等活動，在這個文人群體之間形成了一個“書籍交流的世界”。他們通過書信商討選書宗旨，互相幫助尋求稿源、提供稿件，互相作評閱人，由此交織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網絡，而一部書籍的形成，就是這個文人網絡共同作用力的結果。而藉助《友聲》《尺牘偶存》，可以使我們進入書籍編纂的過程，發現隱藏在書籍背後的意義。例如：張潮在《檀几叢書》初集和《檀几叢書》二集之間所編刊的《昭代叢書》甲集，其內容原本是作為《檀几叢書》“二集”編纂，而在聽聞“侍衛中有欲進呈”[76]之後，在內容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便改換了書名，從中可以窺探到政治權力在明清文化轉型中的作用[77]。

五、《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整理

本次的整理工作主要有五部分：點校文本，斷定信札年代，釐清信札往復關係，撰寫通信人小傳，編製通信人索引。

點校是古籍整理最基礎的工作。由於今本《友聲》《尺牘偶存》基本保存了張潮刊刻時的原貌，而且並無版本問題，所以點校以文字標點為主，但在少數地方也做了一些校勘，比如《友聲》新集卷二第9盧詢札註其字為“舜廷”，然考時人著作，皆稱其為“舜徒”，無作“舜廷”者，《友聲》當是形近而誤，遂出校說明。

斷定信札寫作時間對書信的閱讀和使用皆有極大的幫助。《尺牘偶存》《友聲》書札的繫年，已有劉紅裕《張潮研究》中《〈尺牘偶存〉〈友聲〉的斷年》一節（以下簡稱“劉文”）進行整體推定，大體可從。劉文斷年之絕對證據是信中所涉及的一些可以確知年代的歷史事實，如“康熙南巡”、某人的生卒年等；相對證據是信中所透露的時間用語，如“新春”“歲暮”等。其方法是：由於《尺牘偶存》《友聲》大致以時間順序排列，故而在以絕對證據確立一部分信札的時間點後，再以相對證據框定出某一部分信札屬於同一年，兩者結合，同時關照《尺牘偶存》《友聲》中的信札往復關係，則能為大部分信札繫年。

正如劉文已指出的，使用以上方法進行繫年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有些作於兩年之交的“夾縫”信札，無法確定其作於上年底還是下年初，只能闕疑。二、《友聲》的書信排列應當是以收信時間排列，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友聲》中的信札有先作而后到、后作而先至的情況存在。而在繫年過程中，相對標準所使用的是收信時間，但以絕對標準所推定出的則是寫信時間，因此兩年之交的信札有繫年錯誤的可能。三、某年通信密集，則可供參考的證據越多，繫年越準確，反之，則不準確。《尺牘偶存》中康熙二十九年之前信札不多，《友聲》自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三年信札較少，其中斷年或有錯誤。今以劉文所考為基礎，對個別錯誤略加修正，編成信札繫年，作為全書附錄之一。

信札往復關係的釐清是工作的重點和難點之一。書信往復關係的確定，主要依靠《友聲》中的書信內容與《尺牘偶存》中是否存在關聯。其中有很明確的，比如：《尺牘偶存》卷一第10札《與黃九煙先生》有“潮向欲選《外史》一書，如《毛穎傳》之類”云云，《友聲》甲集第35黃周星札則云：“承諭《外史》一書”，二札同時提到《外史》，明顯存在往復關係。又如：《友聲》丁集第16江之蘭札中有“與其嫁傖父而生，不若嫁張郎而死矣”云云，而《尺牘偶存》卷一第49札《復江含徵》中有對此句的直接引用：“台札中有‘與其嫁傖父而生，不若嫁張郎而死’，此語差強人意。”這二札之間的往復關係更無可疑。

但由於書信寄送延誤等原因，致使書信往復常常不是一一對應，這造成了往復關係確定的困難。比如：《友聲》丁集第54殷曙札的內容與《友聲》丁集第64殷曙札所言及的事情基本是相同的：一是祈請張潮贈送《心齋詩集》《虞初新志》；二是請張潮轉達其書信給另外一人，希望能獲得葬父的財物資助。只是從“長日如年，午雲如炙”和“葭蒼露白”的表述，可知前札作於夏季，而後札作於秋季。而《尺牘偶存》卷二第2札《復殷日戒》有關於轉達函札、營葬之資及祈請贈書之事的回應，必然是對上二札中某一札的回復。我們將其定為對《友聲》丁集第54札的回復，其原因如下：一是《尺牘偶存》卷二第1札《復江含徵》確知是對《友聲》丁集第53江之蘭札的回復，卷二第3札《復諧石》確知是對《友聲》丁集第55張韻札的回復，而處在其中的《尺牘偶存》卷二第2札則更可能是對《友聲》丁集第54札的回復；二是此札有“春間一缄寄復，知尚未到”云云，如果此札是對秋季札的回復，此札不應當僅僅提到“春間”札，必然還會提到夏季札。那麼，為何殷曙要連寫兩封內容相同的書札呢？這是因為《友聲》丁集第54札雖然寫於夏季，但因為在寄送途中延誤，張潮直到秋季方收到此札，證據是《友聲》丁集第53札有“金風轉令，秋氣正清”、《友聲》丁集第55札有“秋涼氣爽”等語。張潮自秋季接到書札後立即寫了回信，在張潮的回信尚未寄到的情況下，殷曙等待良久不見回音，恐夏季札在途中遺失，故而又寫了一封內容相同的書信。當然，像這樣的往復關係釐定，難免存在推測的成分，其中或不無舛誤，這是要提醒讀者注意的。

通信者生平是還原通信語境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們在撰寫通信人物生平小傳上也花費了很多的功夫。人物的籍貫、寓居地以及行年事跡，對還原通信情境有比較重要的意義，所以在生平小傳的撰寫时，我們不避繁瑣地對以上信息進行盡量詳細的說明。比如：《尺牘偶存》中對孔尚任的稱呼有“孔東塘國博”“孔東塘主政”“孔東塘戶部”，對王士禛的稱呼則有“少司徒王阮亭先生”“總憲王阮亭先生”“大司寇王阮亭先生”，我們在小傳中將任官履歷詳細敘述，相信對解讀這些書札是有幫助的。

通信索引是聯結《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工具。由於《尺牘偶存》對通信者例稱字號而不稱名，為使檢索方便，將《尺牘偶存》中出現的通信人字號也列為檢索條目。

《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的整理得到了蔣寅教授的幫助，又承程章燦、漆永祥教授大力推薦，並蒙鳳凰出版社慨然接受，在此謹致感謝！限於整理者的水平，其中一定存在很多錯誤，敬請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注釋：

[1]劉紅裕《張潮研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2]劉和文《張潮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

[3] 戴廷傑《雅俗共賞，瑕瑜互見——康熙年間徽州商籍揚州文士和選家張潮其人其事》，《法國漢學》，第十三輯，中華書局，2010年，第543—658页。

[4] Suyoung Son,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5] 張正茂生卒年據張士麟、張習孔所修《新安張氏續修宗譜》，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刊本。

[6] 汪士鈜《新都風雅》張正茂小傳云其“寓建平”，張習孔《家訓》云：“吾先世祖居建平，祖石橋府君生二子：長吾父，次吾叔。府君先老，卜居縣南蔣國村。”《新安張氏續修宗譜》所載程芳朝《張正茂傳》云：“顯達三子，季順，號石橋，即公父，以童年徙居建平。”可知居建平始於張正茂之父。汪士鈜《新都風雅》，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刊本；張習孔《家訓》，《檀几叢書》初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3頁。

[7] 張正茂生平除程芳朝傳及汪士鈜《新都風雅》小傳外，亦見《（康熙）歙縣志》卷九“人物”及《（乾隆）歙縣志》卷十三“孝友”。靳治荊等《（康熙）歙縣志》，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刊本；張佩芳等《（乾隆）歙縣志》，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刊本。

[8] 習孔生年據《新安張氏宗譜》，卒年主要據《友聲》甲集第82殷曙札“今春忽聞尊公老先生騎箕之報”及《尺牘偶存》卷一第20札《與靳熊封邑侯》中“當孟夏中浣之期，為治潮服闋之日”的記載，結合二札的斷年，可知習孔卒於康熙二十三年。參見劉紅裕《張潮研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第66頁。

[9] 《新安張氏續修宗譜》附載有張習孔所作《先妣姚太宜人行略》。

[10] 張習孔《家訓》亦云：“后吾長大，貧劇無聊，漫然回徽，幸列黌序。始奉老母，攜家屬，復歸祖居。”《檀几叢書》初集卷十八，第83頁。

[11] 《新安張氏續修宗譜》卷首有張習孔《新安張氏統譜序》，自署“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奉敕提督山東通省學政按察司僉事兼參議前刑部雲南福建四川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可知其歷官。《新安張氏續修宗譜》附載有《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政僉事張習孔敕書》，署順治九年八月。。

[12] 據《新安張氏續修宗譜》長子名士麟，生於崇禎丙子三月初六，卒於順治戊戌八月初三。士麟有二子：紹祖、紹基。三子張漸、四子張淳，未見於《宗譜》，是修譜時二人尚未出生，二人俱見《友聲》，其長幼之所據，見附錄《小傳》。

[13] 張潮《心齋聊復集》所收《八股詩自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77冊），第152頁。

[14] 法式善《清秘述聞》卷九“江南提學道”下云：“孫蔭驥，字清溪，福建南安人，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元年任。”（中華書局，2012年，第320頁）于成龍等《（康熙）江南通志》卷二十六同。南安為泉州屬縣，而泉州古稱溫陵，故張潮稱其為“溫陵孫清溪夫子”。然其姓名與籍貫皆有可議。《（乾隆）泉州府志》卷三十七“選舉志”“順治十二年乙未史大成榜”下則作“孫孕骥，江南學道，安溪人。”《（乾隆）安溪縣志》卷六“選舉志”“（順治）十二年乙未史大成榜”亦有“孫允骥，號淵溪，儒士聯捷，初授刑部，差湖廣恤刑，陞江南督學。”《（民國）南安縣志》“選舉志”則未見其人。考《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順治十二年乙未科二甲第二十六名”有“孫胤骥”，“福建南安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58、2639頁）。知其原名當作“孫胤骥”，作“蔭”者蓋孫氏為避太子諱而自改。方志作“孕、允”者當是作志者避世宗諱而改。至於其籍貫，據《（乾隆）安溪縣志》卷一“建置沿革”所載：“唐咸通而始析南安縣地為小溪場……南唐始以小溪場為清溪縣，至宋宣和三年始改清溪為安溪，前明與國朝仍之。”知清溪雖自南安分出，然早已獨自成縣，無混用可能。則“南安”與“安溪”當一為戶籍、一為鄉貫。

[15] 此“貢士”類附見於靳治荊等《（康熙）歙縣志》卷七“歲貢”後，張佩芳等《（乾隆）歙縣志》卷七將此“貢士”類中有歷官經歷的歸到《仕宦志》中，其餘仍舊附在康熙朝“恩貢、拔貢、副貢、歲貢”之後，並加按語云：“靳《志》‘歲貢’條外，又有‘貢生’，不知所謂，或暗寓甄別意歟？茲則未敢從同也。”然《（乾隆）歙縣志》失收張潮。頗疑張潮之貢生是捐納所得。

[16] 允祹等《大清會典》卷八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第814頁。

[17] 《友聲》丁集第72江之蘭札云：“聞援新例，高登仕版，殊可賀，然以大才，雖躋翰苑之崇班，據木天之前列，亦居之無媿，不足為榮，曾何取于清華之末席乎？”《尺牘偶存》卷二第7札《與江含徵》回復云：“弟自束髮受書，其志亦頗不小，不謂初而偃蹇，繼復因循，望翰苑中人未免有仙凡之感。近以新例，聊復效顰，雖不能身證仙班，亦可比於掃花弟子，正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此二札所云“清華之末席”“掃花弟子”即指翰林院孔目，因翰林院孔目是未入流品的官職。汪士鈜《新都風雅》張潮小傳云“以明經官翰林院孔目”可證。言及此事者另有《友聲》丁集第59張都甫札。其所以定於康熙三十一年者，一據尺牘斷年，二據《六部則例全書·戶部則例·捐敘》載“（康熙三十一年）貢生、監生捐米三百石，以翰林院孔目用。”（轉引自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哈佛燕京學社，1950年，第33頁）參見劉紅裕《張潮研究》，第38-39頁。

[18] 《尺牘偶存》卷五第3札《與王阮亭先生》云：“逮辛亥歲，僑寓廣陵。”

[19] 張習孔《家訓》，《檀几叢書》初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6頁。

[20]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七，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第225頁。

[21] 《尺牘偶存》卷一第28札《與曹升六郡丞》。

[22] 《尺牘偶存》卷四第31札《寄方恂如》。

[23] 《友聲》乙集第91殷曙札。

[24] 參見劉紅裕《張潮研究》，第37-38頁。

[25] 陳鼎《留溪外傳》卷六《心齋居士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2冊），第530頁。

[26] 倪匡世《詩最》張潮小傳，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刊本。

[27] 陳鼎《留溪外傳》卷六《心齋居士傳》，第531頁。

[28] 《友聲》新一32王晫札。

[29] 分別見於《尺牘偶存》卷七第14札《復吳寶崖》、卷七第22札《與陸雲士》、卷七第26札《寄汪栗亭》、卷八第22札《寄平倩叔》。

[30] 《尺牘偶存》卷七第15札《寄王丹麓》。

[31] 參見劉紅裕《張潮研究》，第40-41頁。

[32] 《尺牘偶存》卷七第41《復秀水同宗某》。

[33] 《尺牘偶存》卷八第39札《與某》。

[34] 张潮《昭代丛书》甲集凡例，《昭代丛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页。

[35] 《友聲》新一32王晫札。

[36] 张潮《昭代丛书》乙集凡例，《昭代丛书》（第1册），第183页。

[37] 张潮《昭代丛书》丙集凡例，《昭代丛书》（第1册），第344页。

[38] 見《尺牘偶存》卷九第35札《寄復靳熊封》、卷十第3札《寄復寧波郡司馬靳熊封》。

[39] 《尺牘偶存》卷十一第1札《復柴陛升》有“今春復墮坑阱”語。

[40] 《尺牘偶存》卷十一第6札《復余同野》。

[41] 《尺牘偶存》卷十一第7卷《復王丹麓》。

[42] 這條材料首先由潘承玉先生發現，見氏著《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第208頁腳註。

[43] 此處採用劉紅裕《張潮研究》的觀點，第44頁。

[44] 倪匡世《詩最》張潮小傳，南京圖書館藏康熙刊本。

[45] 陳鼎《留溪外傳》卷六《心齋居士傳》，第531頁。

[46] 《尺牘偶存》卷四第44札《與朱贊皇》。

[47] 陳鼎《留溪外傳》卷六《心齋居士傳》，第530-531頁。

[48]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四，中華書局，1997年，第1764頁。

[49] 《尺牘偶存》中有信札5通原失去姓名，未計在內。

[50] 《尺牘偶存》卷一第20札《與靳熊封邑侯》、卷三第8札《与许师六编修》、《尺牍偶存》卷五第1札《上大中丞宋牧仲先生》、卷七第21札《上阁学文宗张朴园先生》、卷二第11札《上安郡王启》、《上勤郡王启》。

[51] 如《友聲》丙集第84張淳札、丙集第88朱慎札、丙集第89黃泰來札、丁集第10汪鶴孫札、丁集第12楊衡選札等等，茲不枚舉。

[52] 見《友聲》甲集第83杜濬札、甲集第84方淳札、甲集第85閔麟嗣札、甲集第86汪薇札、甲集第87汪士鈜札。

[53] 見《友聲》丙集第6鄭旭旦札與《尺牘偶存》卷一第27札《與鄭扶曦》、《尺牘偶存》卷一第30札《與鄭扶曦》、《友聲》丙集第28顧彩札與《尺牘偶存》卷一第33札《與顧天石》、《友聲》丁集第27李沂札與《尺牘偶存》卷一第51札《復李艾山》、《友聲》辛集第10畢熙暘札與《尺牘偶存》卷四第37札《復畢嵎谷》。

[54] 見《尺牘偶存》卷六第8、9札《與孫滋九》及《友聲》癸集第15、18孫蘭札。

[55] 見《尺牘偶存》卷三第6札《與西洋學士畢鐸民》。

[56] 劉紅裕《張潮研究》第七節《張潮年譜簡編》，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第70頁。

[57] 《尺牘偶存》卷三第28札《與迂菴》云：“今年過西子湖，特訪王丹麓于北新關，一見如故，伊向有《文津》之選，皆國朝古文小品，因詢其何不更為二集，伊云‘二集亦久選定，苦無力梓行耳。今選有《檀几叢書》，願舉以相贈’，因允之而歸。”

[58] 《尺牘偶存》卷三第10札《寄王丹麓》：“叢書遠錫，尤勝百朋，僕向久有此想，前蒙面諭，深愜鄙私。”

[59] 《友聲》己集第1王晫劄：“時賢雜著除鄴架所有外，謹錄副本並原稿共計三十七種寄上，倘得先生即為選刻，感戴不獨在僕一人也。其式或仿《快書》五十種刻法，何如？”

[60] 《友聲》辛集第46孔尚任札，《尺牘偶存》卷五第2札《寄復孔東塘主政》、第3札《與王阮亭先生》。

[61] 康熙三十六年年末的《友聲》壬集第44王士禛札即提到寄送《隴蜀餘聞》《秦蜀驛程記》事，然據《尺牘偶存》卷五第37札《寄王阮亭先生》及卷六第21札《寄賀王阮亭先生》，此二書一直未寄到，直到《友聲》新集卷一第5王士禛札中，王氏才真正寄上此二種，此時已經到康熙三十七年年末。

[62] 見《友聲》新集卷一第18王士禛札、新集卷一第20王士禛札、新集卷一第33王士禛札。

[63] 此札作於康熙四十年（1701），張潮有回信答復此札云：“《友聲》補奉全部，其《尺牘》今已得八卷，嗣當續寄。”則此年《友聲》《尺牘偶存》所刻卷帙不止此數，張潮所寄當是此前刷印的存書。

[64] 分別為：《友聲》丙集第52先著札；《友聲》丙集第64方挺札；《友聲》丁集第24程式琦札；《友聲》丁集第72江之蘭札；《友聲》戊集第1吳從政札；《友聲》戊集第33陳鵬札；《友聲》戊集第74、75吳從政札；《友聲》己集第41張兆鉉札；《友聲》己集第47吳從政札。《友聲》己集第60朱慎札；《友聲》庚集第1陳軧札；《友聲》辛集第19李淦札；《友聲》壬集第6江之蘭札；《友聲》癸集第11王本祖札；《友聲》癸集第16童茂陵札；《友聲》癸集第23陳鼎札；《友聲》癸集第28汪穎札；《友聲》新集卷三第2張鼎望札；《友聲》新集卷五第19葛常夏札；《友聲》新集卷五第25吳從龍札；《尺牘偶存》卷二第6札《復甘中素》；《尺牘偶存》卷八第29札《答家渭濱》。

[65] 《尺牘偶存》卷二第33札《與黃儀逋》。

[66] 見《友聲》丙集第6鄭旭旦札，《尺牘偶存》卷一第27札《與鄭扶曦》、卷一第30札《與鄭扶曦》。

[67] 見《友聲》丙集第28顧彩札，《尺牘偶存》卷一第33札《與顧天石》。

[68] 見《友聲》丁集第27李沂札，《尺牘偶存》卷一第52札《復李艾山》。

[69] 分別為：《友聲》新集卷三第2張鼎望札；《尺牘偶存》卷八第29札《答家渭濱》；《尺牘偶存》卷十一《復王丹麓》。

[70] 劉紅裕《張潮研究》，第45頁。

[71] 劉紅裕《張潮研究》，第47頁。

[72] 黃本驥《明尺牘墨華》序，《叢書集成續編》（第155冊），第289頁。

[73] 《尺牘偶存》卷二第6札《復甘中素》。

[74] 可參戴廷傑《雅俗共賞，瑕瑜互見——康熙年間徽州商籍揚州文士和選家張潮其人其事》，第579頁。

[75] 可參王定勇《從〈尺牘友聲〉〈尺牘偶存〉看清初揚州刻書業》，《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輯（下），2018年，第44-53頁。

[76] 《尺牘偶存》卷五第3札《與王阮亭先生》。

[77] 劉仁《從匡贊風雅到鼓吹休隆：叢書與明清文化轉型——以〈檀几叢書〉〈昭代叢書〉為例》，《文獻》，2020年第4期，第128-141頁。

【作者简介】

刘仁，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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