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层应持续坚持“强监管、严监管”的态势,一起需求与商场参加者进行充沛交流,寻求最优监管节奏,最小化施政本钱
(周皓材料图)
《财经》记者张威/文袁满/修改
金融监管变革起源于金融业快速开展衍生的危险,在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如火如荼推动中,我国金融危险量化值得进一步重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近来发布了研讨团队的效果《2017年度我国系统性金融危险陈述》。
陈述显现,2017年1季度以来,我国全体的系统性金融危险处于相对安稳区间,远离危险戒备阈,但金融巨灾危险方针(CATFIN)在“监管风暴”开端阶段曾一度快速上升。
陈述以为,监管层应持续坚持“强监管、严监管”的态势,一起需求与商场参加者进行充沛交流,寻求最优监管节奏,最小化施政本钱。
在金融职业的三个子职业中,规划占比最大的银职业具有最高的系统性金融危险边沿奉献。从各危险方针的总量比照来看,由于银行的整体规划远高于证券业和保险业,其系统性金融危险方针的总值和均值显着高于证券业和保险业,但均值距离不如总量比照时悬殊。我国系统性金融危险防备的重点对象是银职业金融安排。
其间,国有行的系统性金融危险边沿奉献趋于下降,股份行的边沿奉献却一度急剧上升,且股份行的系统性金融危险掩盖才干相对较差,应引起金融监管层的特别重视。
陈述发布当天,周皓承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就陈述研讨布景,我国系统性金融危险与金融监管的联系,以及陈述研讨方针与商场同类其他陈述异平等问题逐个作答。
周皓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讲席教授。在参加五道口金融学院之前,周皓曾担任美国联邦储藏委员会危险剖析部高档经济学家,担任监管系统性重要的金融安排并向联储董事会供给有关微观审慎监管方针的主张。
周皓以为,我国最近的一次系统性金融危险是2015年股灾,危机为变革发明了时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起源于2015年股灾以及汇改之后简直出了本钱外流超凡的状况。
系统性危险意识进步
《财经》:最初为什么想要做一份这样的陈述?
周皓: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首要央行都开端树立金融系统性危险和金融安稳监管的作业结构。美联储曾经也不重视系统性危险,2009年之后建立一个金融安稳方针与研讨办公室,通过金融商场数据检测经济傍边的系统性危险。
我其时在美联储帮忙做这件作业。操作一两年之后,美联储内部形成了陈述系统(金融系统性危险商场监测方针系统),这个陈述系统首要由美联储的一个司局担任,每年举行八次金融安稳会议评论系统性金融危险方针,包含哪些金融职业范畴需求重视,哪些范畴有先呈现系统性危险的预兆,那些金融立异产品需求归入系统性危险的监控。这个会议的时刻一般安排在货币方针会议之前一周。2012年之后,这个作业系统成为美联储和许多国家央行正常的金融安稳作业结构。
《财经》:我国是什么状况?
周皓:在那次(2007年)金融危机中,我国救治于四万亿影响,没有对实体经济发生特别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最近的一次系统性金融危险是2015年股灾。
在股灾发生之前,咱们现已着手研讨这个陈述并在2014年完结初型,可是与其时的监管安排开会评论,就决议暂时不公开了。
《财经》:为什么被否掉?
周皓:没有呈现金融危机,许多人不以为这件作业的重要性有那么高。2015年股灾之后许多人就承受了。咱们在2016年将写完的陈述送给中财办和央行,遭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
之后,咱们在2017年5月份,朱民行长掌管发布了第一期陈述,反响十分火热,报名人数就超越400人。本年是第二期。
和谐监管下降金融系统危险
《财经》:您刚刚说到,我国最近的一次系统性金融危险是2015年股灾,您以为这背面的原因是什么?
周皓:2003年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出来,2007年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可是一行三会步骤并不共同,金融危险快速堆集与其很有关。
《财经》:在您看来,之前的“一行三会”步骤并不共同,为何金融监管体制变革没有及早推动?
周皓: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在那时(2007)就一向评论,可是没有动作。有了危机才有变革的时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起源于2015年股灾以及汇改之后简直出了本钱外流超凡的状况。
2016年中心经济作业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危险放到愈加重要的方位,下决心处置一批危险点,着力防控财物泡沫,进步和改善监管才干,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险;2017年4月份的中心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关于国家金融安全的团体学习提出“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险”,这是中心最高决议计划安排初次以“底线”的表述着重金融安稳的重要性。7月份的全国金融作业会议指出,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险是金融作业的永久主题,并宣告建立国务院金融安稳开展委员会以加强金融监管和谐、补齐监管短板。一系列高层决议计划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变革。
《财经》:您在解读陈述中说到,2017年系统性金融危险下降和实体经济回暖有关,可是在上一年3、4月份严监管下危险方针又存在上升的态势,怎样去解说这个状况?
周皓:危险方针在那个阶段呈现上升是由于央行在2017年1,2月份紧缩了货币方针,一起,郭树清在上一年2月份上来之后实行了“三三四”金融大管理。仍是反响同一个问题,货币方针和金融监管方针和谐不行,咱们现在就在走加强相互货币方针与微观审慎和谐的监管思路。
《财经》:那货币方针独立性会遭到很大的掣肘?
周皓:货币方针独立性不仅在我国难完成,英国、美国也从头评论这个问题。从法律上讲,货币方针不受国会影响,可是金融安稳不是独立的,金融监管历来遭到国会和政府干涉,假如央行一起平衡两个方针,本来独立的货币方针也不会彻底独立,要考虑金融安稳的局势。货币方针在操作上是独立的,在决议计划上要考虑金融安稳,所以,没有肯定的独立性。
金融商场数据透视系统危险
《财经》:与世界一些安排和国内商场上其他危险监测陈述比较,这份陈述有何不同?
周皓:世界上,包含清算银行和IMF都选用财务报表和杠杆率作为参阅标的,金融数据是美联储和其他世界央行用的。
在国内方针研讨陈述以及央行每年的金融安稳陈述,都是选用比较传统的方法,丈量的方针首要依据的是微观经济数据和财务报表,而这份陈述首要学习美联储和世界央行,运用金融商场上的实时交易价格作为参阅方针。金融商场数据是前瞻性的,微观金融数据和财务报表是历史性的滞后数据。详细研讨中,股市价格改变以及债市价格和其他股票关联性等原始数据加总之后才干看出来系统性危险。
《财经》:将金融商场数据作为研讨方针是一项新发现吗?为何国内首要研讨方针是微观经济数据和财务报表?
周皓:金融商场数据具有前瞻性不是新的发现。任何一项研讨都是从无到有的进程,曾经历来没人谈系统性危险,所以许多人刚开端做都选用现有的方法。咱们以为应该从学术前沿和世界央行实际操作的最前沿直接切入比较成功的世界标准。这个陈述参阅的一些文献在咱们研讨之初还未宣布,直到咱们做出来陈述后他们才宣布出来。
《财经》:本年宣布的陈述和上一年有何差异?
周皓:基调类似,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整体危险低,股份制银行危险偏高,可是股份行详细安排差异有改变,上一年是民生银行最严峻,后来股份行也报导呈现了私刻公章、出售虚拟理财产品、违规案子等案子,本年是浦发银行平均方针上升最高,2月份银监会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就有一个处分。
《财经》:陈述以为,银职业金融安排的系统性金融危险的边沿奉献最大,可是有声响以为危险的爆发点往往不在银行,您怎样看?
周皓:2015年股灾的爆发点是股市和理财中参加股市出资的部分,爆发点尽管不在银行,可是最终能变成全国性危险的一定要通过银行系统,特别是某些当地大银行的理财产品直接进入股市。在我国,最终发生巨大灾难性的金融危险事情不通过银行融资系统是不或许发生的。
《财经》:您以为本年最大的危险敞口在哪个范畴?
周皓:依据最近的状况,我觉得或许是房地产,房地产危险不是房地产下行,而是限购方法假如拿掉,潜在刚性需求和价格过度上升发生泡沫的危险。
《财经》: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方法呼之欲出,您以为金控会成为系统性金融危险的一个爆发点吗?
周皓:金控这个问题不杂乱,仅仅曾经没人管。世界惯例都是央行管,现在金融安稳委员会准则下,央行或许出主张,人大出立法。世界上没有争辩,避免金融监管套利,最终都得归央行管,央行充任“最终监管人的人物”。
《财经》:您以为我国系统性金融危险潜在要挟有那么大吗?
周皓:大资管职业的危险是有的,可是,管理太猛也会出乱子,要分类、分期处理。本来民营房地产企业借款难,通过资管通道能够完成一部分借款,也不能说大资管对民营企业一点优点都没有。所以,要削减资管事务的危险,可是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不能彻底否定。通过11月份寻求金融安排的加强资管监管的定见稿,我以为监管部门是认同这种渐进、保险推动“强监管、严监管”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