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金矿资源首要会集于北方的山西、陕西等地及南边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水经注》记有金矿14处、银矿1处;《魏书》载"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爬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皎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千馀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可见其时淘金规划仍是相当大的。
金银器因其珍稀而首要为上层社会具有,东汉末年,献帝都许昌后宫中物品匮乏,曹操将祖上所得赐品及网罗所得进献,以补宫殿之需,其所献物品中即有各类金银器70余件,包含纯银参镂带漆画书案、纯银参带台砚、纯银参带圆砚、纯金香炉、纯银香炉、纯金唾壶、纯银参带唾壶、纯银漆带镜、银匣、纯金参带方严具纯银参带镜台、纯银澡豆奁、纯银括镂奁、银镂漆匣、纯金参带画方严器、银画象牙杯盘、纯银粉粉铫、药杵臼等。
曹操进献的物品当可代表汉至曹魏时期贵族的日常器用,但与今日考古所见的金银器什物存在相当大的距离。金银器是历代盗墓者的首要方针,因而贵族的金银用具很难被发现。现在考古所见的魏晋南北朝金银什物首要是一些小件的身体装修品和游牧民族的金银饰物,此外还有一些来自境外的金银容器及钱币,从这些什物可略窥魏晋南北朝金银器的状况。
现在考古发现金银器较多的区域是华北、东北的辽宁和河西区域,南边以南京最为会集,但其他区域也有过金银器会集发现的状况。南京是六朝时期贵族墓葬最会集的区域,因而用作身体装修的金银器在墓葬中也最为遍及,如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了金片、黄黄金饰品品等50余件;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宗族墓出土了金铃、指环及各类首饰60余件2;郭家山东晋墓出土了130多件装修品,包含虎形器、带有珠饰的镂空椭圆形器、六瓣花形器、珠子心形叶饰、发钗等;幕府山东晋墓仅一座墓中就出土了20件金银、琥珀、玻璃等珍稀随葬品。
南京以外的南边区域也常发现金银器,如江西南昌的一座东晋墓中出土了4枚带有坐佛纹饰的金戒指。有的区域还发现以大批金银器随葬的现象,如湖北鄂州鄂钢西山的一座孙吴墓中出土了手镯、发钗、桃形金片、指环、项链、唾壶等48件金银器;江西南朝东吴高荣墓发现了金手镯、金钗、金耳挖、桃形金片、银钗、银唾壸、银小刀等23件金银器,部分器物与出土的遣策所记相符;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金印2件及金带扣等物;南昌火车站东晋墓除出土了金银首饰外,另出土了银耳挖、火拔等,共24件。
广州西郊的一座晋墓发现了金戒指、金手镯银挖耳勺、银针、戒指、手镯、顶针等;贵州平坝区域的16座东晋南朝墓中出土了很多珍稀遗物,包含148件金器,116件银器以及青铜、玛瑙、琥珀和玻璃饰品,金银器首要是些装修品,如金发钗和金叶饰等。广州和贵州远离政治中心区域,金银饰品的发现明显反映了当地豪强的经济实力。
上述南边区域发现的金银器以小件身体饰物居多,首要是指环、手镯及头饰其间最常见的桃形饰、花瓣形饰及叶饰等或许是冠上的附件,即文献所记贵族妇女冠上的"步摇"。
《后汉书?與服志》载皇后與服:"皇后谒庙服,……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
清王先谦集解引北宋陈祥道:"汉之步摇,以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采玉以垂下,行则不坚定。"可见步摇并不是冠,而是附加在冠上的饰件。步摇广泛盛行于汉晋时期。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善以千数。令官人着以相扑,朝成タ败,辄出更作,工匠缘由盗窃,府藏为空。"
南边区域发现的金银器以孙吴至两晋时期最多,而南朝时期极为罕见,有学者解说或许存在三方面的原因: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墓葬大多被盗掘,南朝中型以上大墓几无无缺者;南朝帝王遍及建议节葬,清晰禁用金银;南朝释教昌盛,耗费了很多金银。
北方的金银饰品数量上不如南边多,但也发现了一些非常精美的器物,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很多金银饰品中有9件饰有蝉纹、金襲粒的近方形金当,制造非常精巧,按《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以蝉为纹的金珰是侍中、中常侍等高级官员的冠饰,足见此墓墓主身份之高。
北方最有目共睹的金银器是辽西三燕墓葬中的"步摇"饰,与密金马具相同是慕容鲜卑极具特征的随葬品,并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域时代的日本产生过深远影响。考古发现的此类步摇大多见于前燕曾经的墓葬,是慕容鲜卑建国前的标志性器物,如向阳田草沟两座晋墓、北票房身村晋墓2等,冯素弗墓时代稍晚,也出土了这种树枝状的冠饰。以田草沟1号墓所出为例,由近矩形的牌座和花树状缀叶枝干组成,牌座镂空,长5.2厘米,宽4.4-4.75厘米,花树分出10余枝,各以小环连缀桃形叶片共30余片,每叶长2.2厘米、宽1.5厘米。
慕容鲜卑贵族的此类步摇冠饰与南边墓葬中的桃形、花瓣形黄黄金饰品品应该都是《后汉书》所谓"步摇",不过后者没有发现牌座,或许是在冠上的调配办法不同所造成的。相似的步摇冠饰在中亚、朝鲜和日本也多有出土,有学者以为它的原型当在中亚大月氏区域,在公元前后构成后向东传达,横跨欧亚大陆经我国抵达日本,盛行时刻长达600余年。
除了金银饰品外,金银容器什物也常见于北方考古发现。北朝朝廷曾制造和很多运用金银器,。
《魏书》载:"平和二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ニ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神州致贡,殊域宾客,乃作兹器,错用具珍。假以紫金,镂以白银,规模拟载,吐耀含真。纤文漂亮,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南齐书》以南朝人的视角描绘北魏官廷的豪华之状:"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
不过考古发现的北方金银容器大多为域外输入品,如大同北魏封和突墓中的萨珊银盘、大同南郊北魏墓中的鎏金银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配偶墓中的密金银壶等,这些域外输入的金银器曾广泛盛行于北朝的上层社会,北方因丝绸之路的便当,与西方往来较多,上层社会人士受域外文明的影响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