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遗孀为20两黄金乞讨10年，引出身后一桩上千人遇害的大案

　　原标题：烈士遗孀为20两黄金乞讨10年，引出身后一桩上千人遇害的大案

　　革命烈士涂正坤夫妇

　　我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史，犹如一幅沿着时间轴次第展开的画卷。画卷上的每一处细节，都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斑斑血迹“点缀”的沧桑后面，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正是这些英雄故事，使原本默默无闻甚至身不由己的平凡人生，有了“永生”的理由。

　　1949年8月，湖南刚刚获得和平解放之后的一天，启用不久的岳阳平江县政府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带着个十来岁的孩子，径直走进来对接待的工作人员说：“我要见你们这里最大的领导。”

　　工作人员先是耐心询问她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忙解决，妇人却语气笃定地重复：“我要见你们这里最大的领导，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党。”说话时，她下意识地捂了捂手里紧紧攥着的一个小布包。

　　接待的同志见状，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就把她介绍给了当时的平江县委书记齐寿良。在齐寿良的办公室里，妇人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小布包，对齐寿良说：“整整10年，终于找到组织了，这是丈夫生前为组织留下的经费，今天交还给组织。”

　　映入齐寿良眼帘的，竟然是一大块亮锃锃的黄金！

　　妇人说，黄金共有20两，其中16两是丈夫牺牲前保管的组织经费，另外4两是自己的嫁妆，加上这10年来的党费。

　　齐寿良连忙给妇人写好收条，又将黄金妥善安排，这才开始听妇人讲述她和这黄金的故事……

　　烈士志比黄金坚

　　原来，这位妇人名叫朱引梅，她的丈夫，是在10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1939年6月20日）中壮烈牺牲的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

　　“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年底，由湘鄂赣红军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在团长傅秋涛的带领下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为了妥善安置伤病战士和指战员家属，也为了继续领导湘鄂赣根据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我党在距离平江县城以东60里的嘉义镇，设置了名为“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公开机构，在与外界正常联络的同时，也作为湘鄂赣特委进行地下工作的掩护。

　　通讯处的实际负责人，便是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特委书记、新四军高级参谋的涂正坤。

　　涂正坤烈士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抗日前线的不断溃败，以及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的相继失守，抗日战争也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战线过长，消耗难以及时补充，日本侵略者转变策略，将主要矛头对准原本处于敌后战场的我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则采取诱降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日本的这一战略转变很是买账，他不但积极配合日本实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而且在1939年1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更是公然抛出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 ”的反动方针。

　　抗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苦和胶着的阶段，国民党军队固然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却总是披着“抗日”的外衣，耍一些掩耳盗铃的把戏，使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对我军的抗日根据地和党的组织不断进行骚扰和破坏，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将我党赶出历史舞台。

　　“平江惨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曾在武汉会战中吃过败仗的国民党第九战区第27集团军杨森及其部队，打着“抗日”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驻嘉义镇。他们一来就以“支援抗日”的名义强迫百姓腾房子、捐钱粮，筹人马，折腾的百姓民不聊生。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新四军的通讯处视为眼中刺、肉中钉，想尽一切办法要“拔掉”它。

　　杨森先命人四处散播谣言，污蔑通讯处“收留土匪，到处活动，扰乱社会治安”；又授意当时的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刘佛师以“便于联系”为名，要求通讯处搬迁至平江县城，企图切断我党与群众的联系；还以“保障共产党安全”为借口，要求涂正坤将共产党员的名单全部公开。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中生有和步步紧逼，通讯处在最大限度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据理力争。

　　“通讯处是新四军军部批准设立的，是完全合法的抗日机构，没有新四军的命令，谁也不能叫我们搬家！至于共产党员的名单，这是我们党内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涂正坤对国民党无理要求的反驳。

　　反动军阀杨森

　　就在他们的这些把戏犹如隔靴搔痒，根本无法对通讯处造成实质性打击时，蒋介石的一封密令使杨森有了充分的理由对通讯处进行彻底的破坏，因为蒋介石在密令里说要“解决平江通讯处涂正坤等人”。

　　接到密令的杨森，赶紧与庄文炳等人开会，紧锣密鼓地策划布置“血洗”通讯处的行动方案；同时，我方党组织也闻到了血腥的味道，涂正坤参加完省委会议后，就和特委的同志们着手应付可能的危险。

　　他们把通讯处原有的30多人精简到10几人，把特委机关从通讯处转移到平江境内的芦头山区以备不测，把党的机要文件和枪支转移到附近隐蔽的山洞里。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涂正坤深情地对妻子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为党和民族解放而献身。如果我牺牲了，你没有被害，就要革命到底，带好明儿（儿子涂明涛），坚持到最后胜利！”

　　通讯处旧址

　　在杨森等人的布置下，敌人调了一个连的兵力对通讯处进行屠戮。他们堵住了通讯处左右两边的路口，又安排便衣特务分散在通讯处前后。1939年6月12日下午，同志们都在午休，只有涂正坤在与来访的群众谈话。

　　突然，国民党军队特务营的侦查员张绍奇不邀而至，满脸赔笑地说日军即将进犯平江，请涂正坤去区公所商议有关抗日事宜。涂正坤虽然觉得有些蹊跷，但考虑到抗日事关重大，还是跟着张绍奇出了门。

　　谁知他们刚走到距离通讯处约5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张绍奇突然一声干咳，身子一闪溜进了左边的小巷子。涂正坤见状停下脚步，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预先埋伏在右边巷子里的几个特务持枪扫射。

　　身中数枪的涂正坤用尽力气对着通讯处的方向喊：“反动派下毒手啦！同志们快跑！”

　　然而，原本在午休的同志们根本来不及准备，就陷入了早有预谋的敌人布下的危险之中。他们不仅彻底摧毁了通讯处，把包括家具和私人物品在内的一切洗劫一空，而且抓捕并残忍杀害了当时在场的十几名共产党员。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保护我党当时在湖南这唯一的通讯处，涂正坤和其他烈士一起，在明知已经身处险境的情况下，依然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周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0年间，身携黄金却带儿乞讨为哪般？

　　更为可恶的是，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没有丝毫悔悟，更没有就此收手，反而丧心病狂地大肆抓捕和屠杀平江、浏阳、修水一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统计，在这次罪恶行动中遇难的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不下千人，有的红军家属兄弟8人，居然有6人遇难！

　　涂正坤一向为群众着想，与群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此他牺牲的当天夜里，就有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走掩埋了。

　　当时的报纸

　　惊闻噩耗的朱引梅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意外发现家里还有丈夫生前为党和新四军保管的活动经费——一斤（折合16两）黄金。朱引梅心里非常明白，敌人的行动本就是蓄谋已久，他们既然已经害死了丈夫，自然也不会放过她们母子。一旦她们母子被捕，党的经费也必然保不住了。想到这里，朱引梅忍着巨大的悲恸，第一时间将这些黄金转移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可是，当朱引梅安顿好之后再返回她和涂正坤在嘉义租的家时，却惊恐地发现敌人已经早她一步到了，而且他们9个月大的儿子涂明涛已经落入敌人手中。

　　朱引梅只能心痛而绝望地远远看着，好在房东老太太极为迅速地把孩子一把抢到自己怀里，说“这是我孙子，涂正坤老婆孩子早跑了！”敌人才悻悻离开。

　　蒋介石，平江惨案的幕后策划者之一

　　涂正坤等烈士牺牲的第四天（6月15日），因外出而幸免于难的通讯处负责人黄耀南，和在群众掩护下逃出来的朱引梅，以及另一名通讯站工作人员，在涂正坤位于谢江河包洲的家中起草了《快邮代电》，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制造的这一惊天惨案的真相。

　　消息一出，举国愤慨。面对各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污蔑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以极”，还无耻地为其屠杀行为辩护洗白，声称杨森“集团军派队剿办，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

　　同时，杨森还下令一定要“斩草除根”，命手下不遗余力地搜捕朱引梅母子。

　　被国民党隔三差五就上门搜查的家自然是回不去了，只要有人认识她们母子的地方，自然也不能露面了。由于平江的党组织在惨案中遭到了极大破坏，同为党员的朱引梅从此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薛岳，平江惨案的幕后策划者之一

　　身后是国民党军队的不断通缉，眼前是一心想要尽快找到组织的决心，29岁的朱引梅既不能给年幼的儿子一个安定的住所，也无法长期在一个地方靠做工来谋生。万般无奈之下，她把黄金缝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带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开始了寻找组织的历程。只是不曾想，这一找，就找了整整10年！

　　朱引梅不知道，他们起草的《快邮代电》很快就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蒋介石集团不顾廉耻地污蔑自己的丈夫和通讯处、为自己的屠杀行动“洗白”时，立刻遭到党中央的坚决驳斥。周总理抱病在记者会上向中外记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血腥暴动，呼吁各界为遇难的烈士沉冤并严惩肇事者。

　　朱引梅也不知道，在丈夫遇害的当年8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上万人举行了追悼会，悼念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们。毛主席在悼念会上发表了名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讲，坚定地表明了党中央的惋惜、痛心和愤慨！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今古憾，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党中央献给平江惨案死难者的挽联

　　10年间，朱引梅带着儿子隐姓埋名、风餐露宿。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只能选择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人迹罕至的偏远山区，遇到好心人，就求一点点施舍。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朱引梅母子逐渐走上了乞讨为生的道路，一边躲避敌人的搜捕，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听新四军和党组织的下落。

　　苦难中的母子

　　无奈，由于新四军本就是流动作战，加上惨案发生后，党组织的活动也更为隐蔽，因此朱引梅虽然一直在打听，甚至几次与组织擦肩而过，但始终没有成功与组织接上头，那一斤黄金，也就一直被藏在朱引梅破烂不堪的衣服里。

　　据涂明涛后来回忆，他10岁之前的童年记忆，始终被恐惧和饥饿所占据。母亲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始终不敢回到平江县城，而是带着他常年在通城——平江——浏阳一带的路上惶惶度日。而母亲跟他念叨最多的，就是要赶紧找到组织，把经费交给组织，不然父亲在那边肯定会不高兴的。

　　朱引梅带着年幼的儿子在三县之间来回折返，伴随着路边的野花开了一茬又一茬，他们也从抗日战争走到了解放战争。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总算听到了湖南解放、平江解放的喜讯，朱引梅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立刻带着儿子回到平江，走进了县政府的大门。

　　于是，顺理成章地就发生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

　　一家三代四位烈士，英雄往事令人唏嘘

　　齐寿良听完朱引梅的讲述，看着朱引梅身边又黑又瘦的孩子，忍不住湿了眼眶。他立即向上级汇报，申请给予烈士遗孀和后代以应有的待遇和帮助。上级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朱引梅不仅恢复了党籍，还被安排了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住处。儿子涂明涛也终于能像同龄的小朋友一样，进学堂读书了。

　　这位身上藏着一斤多黄金，却常年带着幼子在数地之间颠沛流离的伟大母亲，终于在丈夫牺牲10年后替他完成了遗愿，将组织经费如数上交。这不仅是丈夫对党组织的交代，也是朱引梅对丈夫的交代，更是对他们的共同信仰的交代。

　　其实，对于朱引梅而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与丈夫“生离死别”了。早在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涂正坤受命与傅秋涛等人留在湘鄂赣边区领导游击战争，妻子朱引梅则随红军主力北上长征。

　　长征中的红军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涂正坤与傅秋涛一文一武默契配合，在国民党多重围攻的夹缝中艰难地支撑着根据地的局面，以无比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巧妙周旋。在涂正坤和傅秋涛等人的带领下，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不但秘密争取了一部分敌人的“守望队”，而且在恢复原有的老苏区根据地的基础上，把游击区扩大了一圈。

　　1937年2月底，涂正坤被任命为湘鄂赣省委书记，并于“七七”事变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刚到延安的涂正坤就接到噩耗，说长征途中，妻子与战友遭遇敌人突然袭击，已经英勇殉国了。

　　此时距离长征结束已经近一年，这对于原本希望在延安见到妻子的涂正坤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用全身心的学习来暂时化解心中的伤痛。

　　延安中央党校旧址

　　在党校的学习中，他结识了刚把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先生送回湖南归来，被毛主席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的陈少敏。陈少敏的丈夫任国祯在1931年11月由于被叛徒出卖而被阎锡山部残忍杀害。

　　两个命运相似的人，在不断的共同学习和相互交流中惺惺相惜，两颗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向对方靠近。党校学习结束后，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并被一起派回南方工作。

　　可是，命运却跟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刚到南方不久，涂正坤就接到了“亡妻”朱引梅写来的信，让他又喜又愁。原来，朱引梅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又历尽艰辛到了延安，才知道丈夫已经离开了。

　　陈少敏与任国祯烈士

　　这可让涂正坤犯难了。一边是与自己出生入死、又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的结发妻子，一边是刚刚新婚燕尔、尚不知情的革命伙伴。善良、朴实、心中有大爱的陈少敏见信后，经过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大度地对涂正坤说：

　　“俺已经想好啦！这位同志和你出生入死，现在又死里逃生，她更需要温暖，更需要爱情，更需要你的关怀，你快给他回信吧，咱们俩马上办理离婚手续，俺这就回延安去，请组织上把她调来南方。”

　　涂正坤看看信，又看看陈少敏，不知所措，左右为难。他觉得，这对陈少敏太不公平了。可是陈少敏接着说：

　　“你看，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难道你还不了解俺？俺可不是在情人怀抱里成长的，俺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俺马上回延安，找党啊！”

　　在陈少敏的坚持和表面上不那么痛苦的表情“欺骗”下，涂正坤和她办理了离婚手续。遗憾的是，陈少敏的成全并没有换来涂正坤与朱引梅的长久。他们分开仅仅不到两年，涂正坤就牺牲了。

　　新四军女将陈少敏

　　享年仅42的涂正坤，从十几岁被乡亲们称为“小裁缝”开始，就在方圆几十里内走家串户，以缝纫为生。参加革命后，他多次以缝纫为掩护，巧妙地与敌人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父亲、母亲先后惨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下，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斗志。

　　尽管在“马日事变”之后就遭到通缉，但参加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的经历，使涂正坤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从此将自己的命运与平江紧密联系，并扎根以平江为核心的湘鄂赣边区，对这里进行整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全方位的建设。

　　“梭镖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到蒋介石，活捉许克祥。”——“马日”事变之后，涂正坤在白花尖（山名）上写的战斗诗

　　他的亲密战友傅秋涛在总结湘鄂赣边区1934-1937三年游击战争取得的胜利成果时说：“很多同志是起了决定作用的，特别是涂正坤同志，想了很多办法，团结了很多干部，有很大成绩。”

　　简短的总结

　　今天，承平日久的人们恐怕已经难以想象，是何等坚定的信仰，何等纯洁的信念，才能够支撑一位带着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的母亲，哪怕常年食不果腹，也没有动过将党的经费作为生活补贴的心思。何况在那样饥寒交迫的条件下，她即使真的挪用了，不但于情于理都情有可原，而且只要她不说，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人会知道并责怪她。

　　烈士遗孀朱引梅遗像

　　但这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用自己坚定的信仰和始终如一的行动，维护了丈夫和自己入党时许下的誓言，也给未成年的儿子上了无比珍贵的一课。涂明涛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一家，奶奶、父亲、姐姐、哥哥，三代人有四位烈士。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要坚持原则，对党忠诚，老老实实为党工作。”

　　在后面的日子里，朱引梅和儿子终于在这片倾注了丈夫心血和生命的土地上，过上了丈夫和无数革命烈士生前孜孜以求的生活。涂正坤和朱引梅夫妻的高风亮节也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他们的家人和后代。涂明涛和家人在生活和工作上即使再困难，也没有向党组织和政府“伸手”。

　　大部分普通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这样那样看似难以逾越的境遇，于是习惯了以“身不由己”作为自己突破某些原则的理由。这时候，不妨想一想烈士遗孀与这20两黄金的故事。漫长的10年逃亡生活中，她若想动用黄金，是不是比任何人都有“身不由己”的理由呢？对“初心”的坚守，与“身不由己”的放纵，高下立现。

　　1998年，88岁的朱引梅在平江的家中去世，平静而安详。

　　谨以此文献给涂正坤、朱引梅夫妇，以及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所有革命烈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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