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的优缺点(证券上市的优点)

本文摘自《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证券的优缺点，2021年4月出版证券的优缺点，杨凯生 / 杨燕青 / 聂庆平 等著

金融开放是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推进的,两者相辅相成,当然,金融开放更考验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金融监管的健全。我国金融市场在开放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遭遇过重大损失。当前,我国外部形势非常复杂,在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路径的同时,更要把握好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的平衡。

金融开放可以有条件地促进经济发展,东南亚国家开放早期的经济腾飞印证了这一点。很多新兴经济体在转轨过程中,对国际资本较为依赖,但因其国内金融基础还较薄弱,风险管控意识和能力欠缺,如果不顾本国开放条件,贸然实施金融开放和取消资本流动管制,它们往往就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例,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股市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股市一时沦为海外资本的殖民市场。同样,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国形成大量国际贸易顺差后,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并以特别会员方式逼迫东京证券交易所开放外资进入日本证券市场,形成了外资投行尤其是美资投行在日本证券市场的优势地位。韩国的情形更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韩国对外资进入韩国股票市场投资实行比例控制,但经历亚洲金融危机风暴的肆虐后,韩国政府不得不全面放开对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的管制,允许外国投资者100%买卖韩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以致目前韩国股票市场外资及其成交额占比高达50%左右,国际资本市场一有风吹草动,韩国股市就会随之震荡。

从实践来看,一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往往能对该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有条件限制,一旦突破“门槛”,资本账户将导致巨额资本流动甚至放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反而不利于该国经济增长。学术界对各个国家的金融开放进行了研究,与现实情况相吻合。理论上,资本的国际化可以在更广的区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技术转移,改善企业治理状况,即开放对于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同时有学者证明,金融账户开放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和制度法律基础都是金融开放起促进作用的底层原因。克鲁格曼指出,东南亚新型市场经济中,伴随资本市场开放,投资骤然增加,偏离了潜在稳定的增长水平,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无论促进还是促退,资本开放对于尚未成熟的中国金融市场都构成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别国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因此,在考虑中国资本开放时,必须捍卫本国金融系统,将经济金融主权把握在自己手中。

目前外资投资国内资本市场总体规模持续增大,市场影响不断增强,极端情形下,一旦国际资本大规模、一致性地进出行动,就要注意易造成资本市场波动的潜在风险。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1日,外资通过沪股通投资持有A股1936亿元,通过深股通投资持有A股1485亿元,通过QFII、RQFII合计投资持有A股1.2万亿元。4种合法渠道合计投资规模已达到1.55万亿元,约占我国A股总市值的2.6%,占自由流通市值的6%,同2016年初相比,大幅增长49%。随着A股纳入MSCI指数,2018年成为外资布局A股大年。根据EPFR的数据,2018年中国市场股票型基金实现资金净流入350亿美元,位居主要新兴市场榜首。此外,外资还投资持有银行间债券近1.1万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的1.5%。

当前外资投资我国资本市场主要有4个方面问题:

一是现有投资规模已初具市场影响力。尽管外资现有投资规模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但从绝对规模看,1万亿元的A股投资规模已经与国家队的投资盘子大体相当,具有了潜在的市场整体影响力。沪港通、深港通北上资金持有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板块的流通市值比重已分别达到16.9%和14%,单持有贵州茅台一只权重股的市值规模就达457亿元,持有上海机场、飞科电器等个股的流通市值比重分别达到29.8%和20.7%,已能对局部板块和个股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外资潜在投资规模不容忽视。按照现有规定,沪港通、深港通北上资金占单只标的股票的流通市值比重可以达到30%,据此测算,北上资金理论上最大投资规模可达13.4万亿元,同时我国已累计批准QFII投资额度约6400亿元,RQFII投资额度约6050亿元,如果这些额度被全部用满且投资A股,四者合计理论上规模将达到约14.7万亿元。从国际经验看,新兴经济体在市场开放过程中,外资大规模投资和进出股市是导致其资本市场泡沫破裂的重要因素,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前外资持股比例达到40%;我国台湾地区金融危机前外资持股比例提高至25%;墨西哥1994年金融危机前外资持股比例升至37.8%;巴西1995年外资持股比例为29.4%。这些市场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外资大规模撤出引发的股市大幅下挫。

三是外资投资资本市场缺乏统一的账户体系和监测机制。目前,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渠道比较分散,主要通过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4种渠道并行进入A股,而不是在A股市场直接开户后入场交易,加之银行间债券市场和B股市场等,各有各的账户体系,外资投资账户不统一、无法穿透,难以监控实际出资人信息,不能合并计算单一外资机构的实际投资规模,也无法对外资的实际投资动向进行总体监测监控。尤其是香港证券交易结算实行名义持有人制度,证券交易采取二级清算交收,无法对外资进入境内资本市场进行“穿透式”监测监管,一旦沪港通、深港通情形下的外资大进大出,将缺乏早期的预警监测和预防措施。

四是对外资因投资资本市场产生的资本流动缺乏监测管理机制。从经济转型失败的泰国、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经验来看,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应对机制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引入了短期投机性资本来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短期资本快速撤出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目前,我国针对外资投资资本市场产生的短期资本快速流动,尚缺乏针对性的监测监控和管理机制。随着外资投资我国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一旦我国经济发生波动或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变化,外资大规模、一致性地撤出我国资本市场,将可能引发股市、债市、汇市连锁波动,形成系统性风险,不能不引起重视。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 杨凯生 / 杨燕青 / 聂庆平 等著 证券的优缺点，202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