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韶
3月2日,一个喜讯从上海传来。这天,国家文物局、上海市政府联合宣告,我国规划最大的古沉船全体打捞与维护工程——“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维护项目正式发动。
日前拍照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全体搬迁项目等比例实验现场。 新华社发
事实上,在此之前,专家就对“长江口二号”进行了研讨,开端承认其时代为清同治年间。看到这儿,有些人可能会灰心,究竟晚清的文物保留在现在的比较多,现已“见怪不怪”了。
其实不然,“长江口二号”的前史价值不只仅体现在它所装的文物上,更反映在船体自身。据了解,“长江口二号”很有可能是一艘沙船。这个对普通人有些生疏的名词,关于上海来说,却是“神”一般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沙船,就没有上海。今日就凭仗“长江口二号”,为我们叙述一下沙船与上海的故事。
“四台甫船”之一沙船的来历与结构
沙船不是装沙子的船,也不是沙家的船。这儿的“沙”,意思是“防沙”。
沙船的呈现,最早能够追溯到唐代。其时的人们习气以长江口为界,区分航线。北上称之为北洋航线,指的是现在江苏、山东、河北、辽宁等地,南下则称之为南洋航线,指的是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南海群岛等地。那个时代的帆海人以为,南洋航线海阔水深浪高,船的吃水要深,因而选用尖底船添加抗风波系数,而北洋航线水浅滩多,所以多用平底船增强稳定性,即使停滞也不至于船倾覆。
这种方头方尾的平底帆船,便是沙船。当然,这个称号也不是一开端就有的。在唐朝时,它叫做“方艄”,宋代时改称“防沙平底船”,元代时则被称为“平底船”,直到明代才被叫做“沙船”。
查阅材料时,发现沙船还有一种说法,也挺有意思的——据康熙年间《崇明县志》记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是说唐代初期在长江口北面水域有一片沙洲,阅历了一千多年潮汐运动、流沙淤积后,至清代中期构成了崇明岛。其周边水域被民间俗称“崇明沙”,在这儿作业的平底帆船具有防淤沙、防停滞的功能,因而称为“沙船”。
沙船自从诞生之后,便一直在航运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人物,能够称作内河近海航运的王者,与之齐名的还有福建“福船”、广东“广船”和浙江“鸟船”,它们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台甫船”。
沙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位置,是因为其结构具有宽、大、扁、浅的特色。这种船型不怕沙滩,能够在沙质海底的海域飞行,也可在江河湖泊中飞行。并且,沙船桅高帆高,沙船不只能顺风驶船,逆风也能飞行。此外,沙船的载重量也比较大,一般记载说沙船载重量是四千石到六千石(合五百吨到八百吨)。也有说沙船载重量是二千石到三千石(合二百五十吨到四百吨),元代海运大船八九千石(一千二百吨以上)。
正因为优势如此显着,所以它在内河的民用运送中运用范围非常广泛,沿江滨海都有沙船踪影。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船队中的宝船就有沙船船型。一起,郑和宝船是在南京区域的宝船厂制作,那里制作的大多是沙船船型海船。
不过,沙船也不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船求“稳”的特性,导致其破浪才能极差。早年,元军从长江流域集结900多艘沙船组成的舰队攻击日本,在日本西部的海域遇飓风后简直全军覆没。日本人称号飓风为“神风”,即出自于此。所以,在远洋飞行中,很难看到沙船的身影,即使有一二艘,也是在特别时节作为运送补给船运用。
沙船助上海走上“巅峰”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上海这座城市现代化十足,可是前史感短缺。这也难怪,“上海”这个名词第一次呈现在前史讲义中,是在《南京公约》里,这就让很多人觉得上海的前史是从晚清开端的。
这当然是不对的,上海其实也具有悠长的前史。这座城市的发迹,便和沙船密切相关。
故事要从元代说起。
元代因运河不畅,影响漕粮北运,朝廷便托付上海沙船将漕粮海运。其航线从太仓刘家港拔锚,经崇明三河出海,经黑水洋、成山、刘公岛、登州、沙门岛,在莱州洋面进入界河。这样,上海至京师不过旬日。据天历三年计算,沙船漕运最多时,每年运量达350余万石。
明永乐初年,因为吴淞江常常淤塞,户部尚书夏原吉受命赴江南治水。黄浦江之所以有今日的规划,与这次治水有严重联系。经过这次管理,太湖之水80%经过黄浦江分泌,此外还完成了江浦合流,本来是支流的黄浦江成为干流,本来是干流的吴淞江则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后又经过屡次整治,黄浦江终成河道宽深、水量充足的出海航路。黄浦江的构成,奠定了上海港的开展根底,沙船运送业得以在上海区域再次昌盛。
“长江口二号”古船部分出水文物(材料相片)。新华社发(上海市文物局供图)
据《上海县志》记载,其时上海商人“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买卖疾驶除十里如重复掌,又多能客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因海运业的开展“高辐辏,民物富庶”,沿黄浦江一带逐步成为批发商业、仓储、大宗零售业的集中地,城市规划日益扩展,政治、经济、文明等作业蒸蒸日上。
到了康熙年间,清政府把本来设在漴阙的江海关移驻到上海县城宝带门内之后,从北洋航线驶来的沙船和从南洋航线驶来的鸟船及其他来沪买卖的船舶,皆进泊黄埔,上海就此成为了沙船买卖的中心,被称之为“沙船之乡”。沙船业的昌盛带动了上海城市的昌盛。据《上海通史》记载,沙船停靠的区域“从大、小东门至南码头一带数里长的黄浦沿岸,俱已成为各有其主的泊岸码头,宽阔的码头与巨大的货栈占有了整个河边”。
到了清道光年间,上海沙船运送进入鼎盛时期,到达3500多艘,占全国沙船总数一半以上,从业者多达10万余人。沙船泊区首要散布在黄浦江十六铺一带水域,来自内河及滨海的沙船多聚集于此,进行物资买卖或中转后,再别离驶往沿江滨海各港口。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船纷繁进入黄浦江,进一步推动了进出口航运买卖的增加,使上海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对此,道光年间张春华的《沪城岁事衢歌》曾描绘道:“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
“豆禁”与上海沙船业的式微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描述上海沙船业再适宜不过了。
阅历了道光年间的富贵后,到同治年间,上海沙船业开端走下坡路,算起来,不过十多年光景。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干掉”上海沙船业的,竟然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大豆。
众所周知,豆腐是我国人最早创造的,豆制品也是我国副食品中最大的类别之一,消耗量很大。而东北是我国大豆的主产区,从东北将大豆运到南边是非常困难的。当海禁敞开后,东北的大豆能够运抵辽宁靠海的营口等地,再经过沙船运抵上海,分销到全国各地。
大豆的运送量很大,而沙船承包了东北大豆的大部分。《光绪上海县续志》“商船会馆”条中说到:“浦东、西各置沙泥荡地,备商船出口取泥压载之用”。因为东北南运的大豆量大,而上海北运的货品少,所以南运的沙船在上海卸货后,来不及等候就立刻出港北上,空船简单倾覆,就用泥沙压舱。商人们之所以如此刻不容缓,原因在于运送东北大豆的赢利高。
不过,到了咸丰年间,局势开端呈现了改变。鸦片战争的失利,让外国商船开端横行我国近海之上。这些船不只配备和技术先进,并且有不平等公约维护,构成了对沙船为主体的我国老式航运业的严重威胁,还有少量外国商船任意掳截沙船等我国木船,掠劫货品。对此,刘坤一曾慨叹道,“轮船畅行,华船利为外夺,致使滨海船商寥寥,船商生计顿蹙”。
黄浦江与吴淞江交汇之处旧影
为使海运漕粮得到确保,咸丰六年,清政府作出了有利于沙船运送的规则,即禁绝外国商船贩运我国东北大豆,史称“豆禁”。在“豆禁”维护下,上海沙船凭仗承运漕粮的收入和相关的优惠待遇,得以保持运营,仍具有较强实力。但是,在同治元年清政府为取悦西方列强,“以结其心而资其力”,联合抵挡太平军,取消了“豆禁”。所以夹板洋船直赴营口等处装运豆、油、饼等物资,南省销路为其侵吞。
“豆禁”的免除,对上海沙船职业是一记重创。自此之后,早年茂盛一时的上海沙船业开端溃散。同治八年,恭亲王奏称:“上海沙船早年极旺,一经洋商装豆石,遂使数千只沙船尽行歇业,数百万家资之船户,亦为穷户,其舵工水手,更无生计”。上海街头时而可见沦为乞丐的原沙船水手。此刻,上海区域沙船已由二三千艘锐减至缺乏五百艘。一部分沙船商则将船的所有权转给外商,以外国商船名义经商牵强保持。到了清光绪二十六年,轮船已全面承担起漕运使命,至此,早年是漕运主力的沙船完成了前史使命。
即使现已退出前史舞台,沙船为上海港和上海城市的开展与前进所作的奉献是不能被忘掉的。1990年,沙船和白玉兰一起被评为上海市的市标和市花。现在,跟着“长江口二号”的打捞,尘封已久的沙船和它背面的故事,再次引发了人们的重视。信任,跟着考古作业的深化,沙船与上海的故事,还会持续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