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萨股票代码(长亮科技同花顺)

彼得林奇《战胜华尔街》

第5章麦哲伦基金选股回忆录：中期

告别独角戏

我每天从早晨6：05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时一位来自马布尔黑德的朋友杰夫·摩尔（Jeff Moore）就会开着绅宝汽车来接我，顺路带我到市区。他的妻子芭比挨着他坐在前排。两口子都是放射科医生。

这时天还没有亮。杰夫开着车，芭比则对着前排座位上面的小灯看X光片，我呢，坐在后排，借着座位上面的小灯，仔细地阅读着上市公司年报和股票走势图手册。幸好芭比挺细心，从来没把我的这些资料和放在前排的医疗记录搞混。一路上我们之间很少交谈，各忙各的。

6：45，我就到了办公室，尽管我来得很早，但是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已经有很多人来了。不开玩笑，富达基金公司确实是一家非常敬业的公司，即使是在周末，天还没亮，已经来到办公室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就有一大帮了，足够组织一场篮球赛了。至于其他基金公司，我想恐怕周末早上一个人也不会有。

当然我们这么早来并不是来打篮球的，而是来工作的。我们公司的老板内德·约翰逊推崇额外卖力工作，他自己的习惯是，从早上9：30到晚上9：30，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我的办公桌总是乱七八糟，堆满了投资需要的各种工具：标准普尔股票指南（可以从任何一家证券公司那里免费得到），一个古老的罗拉代克斯卡 ，一个空白的黄色即时贴，一支半截铅笔，还有一个我已经用了15年的按键很大的夏普Compet计算器。往年的标准普尔股票指南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成一堆。在我的办公桌后面的一个小台子上，放着科特龙股票行情自动报价机。

最早版本的科特龙股票行情系统要求你必须输入股票代码，然后按回车键，最新的股价才会显示出来。否则的话，屏幕上就是一片空白。后来的新版本则可以显示出整个股票组合及所有股票的最新价格，并且随着当天的交易过程，股价会不断自动更新。其实早先不输入股票代码就一片空白的屏幕更好，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像现在的基金经理那样，整天盯着屏幕，紧紧盯着你的股票涨涨跌跌，你的心情也会相应起起伏伏。科特龙股票行情系统升级以后，我不得不把它关掉，因为屏幕上不断变化的股价，太容易让人分心了。

在股市开盘前和电话铃开始响起之前，我会充分利用这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仔细看一遍富达基金公司工作人员制作的前一天股票买卖总结报告。这些报表能告诉你富达公司的基金经理正在进行哪些投资操作。我还要阅读基金内部分析师与各家上市公司交流后的汇报材料摘要，当然还要抽出时间读读当天的《华尔街日报》。

上午8点钟左右，我列出一份新的股票买入卖出清单，其中大部分公司股票我在昨天或者前天都曾购买过，这样分批少量买入的目的是，能够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上逐渐建立起一个较大规模的头寸。然后我会打电话给首席交易员巴里·莱登（Barry Lyden），发出交易指令，他就在我下面的楼层办公。

我的办公室和负责交易的那个楼层之间相隔9个楼层，这段路给你的感觉就像是走钢丝跨越大峡谷。富达基金公司这样设计的目的，一定是为了避免基金经理亲自上阵进行交易而干扰交易员。对我来说，这一安排很有效。

最初，我的首席交易员也是我唯一的一个交易员，但是到了1983年年末，随着麦哲伦基金规模大幅增长，交易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就有了第二位交易员，卡莱尼·德鲁卡（Carlene DeLuca）。莱登负责买进，德鲁卡负责卖出。这两位对我都非常耐心，而我也尽量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来进行交易。

股票交易是我最不用担心的一个环节。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交易这一环节上还是浪费了太多时间，每天要花上一个小时，其实10分钟就足够了。买进卖出股票是很有意思，但如果我只用10分钟而不是用1个小时，用节省出来的50分钟来多给两家上市公司打打电话交流一下，那么我的投资应该会做得更好。成功投资的一个关键是关注公司，而不是关注股票。

我把股票买入卖出清单发给交易员之后，就重新回来继续干我的主要工作：研究公司。我的公司研究办法，与新闻记者的调查研究方法差不多：大量阅读公开披露信息，从中寻找线索，从分析师和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人员等这些中间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线索，然后直接到信息的最原始来源也就是上市公司那里去实地调查。

每次和上市公司相关人士联系之后，无论是电话交谈还是见面交谈，我都会在活页本上进行会谈记录，所记的内容包括公司的名称和这家公司股票的当前价格，下面还会记上一两行我听这些人讲述的这家公司有关信息的摘要。我认为，每一个选股者，都会从这样一个记录上市公司有关信息的笔记本中获益很多。如果你不能及时完整地记录你搜集到的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话，之后你就会很容易忘记你当初为什么要购买这个股票。

随着麦哲伦基金规模增长得越来越大，我的这些笔记本也积累得越来越多，我花在重温这些笔记本中记录的相关信息上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多。我不得不减少了在公司午餐会上的时间——尽管午餐会和上市公司边吃边谈仍然和以前一样有用，可是我想更加有效地充分利用午餐这段宝贵时间，多给上市公司打打电话。于是我只能在电话间隔时间，用风卷残云的速度，三口两口吞掉一个三明治，然后接着打下一个电话。由于在以前很多次的午餐会上认识了很多人，建立了很多信息来源，所以现在联系就方便多了，只需要打个电话，大部分需要的信息就都能了解到。

在我的办公室外面，坐着我的4位秘书，为首的是沉着稳重的保拉·沙利文（Paula Sullivan）。她们一天到晚一直忙着给我接电话。她们一喊：“某某在1号线。”我就接电话。到我办公室来的人，一般待的时间都很短，因为我的椅子上都堆满了文件，变成了文件柜，来的人根本没有地方可坐，除非是坐在地板上。

如果我离开座位，要么是去办公室的冰箱拿健怡可乐了，要么就是去上洗手间了。在我的办公室和最近的洗手间之间有一个小休息室，上市公司来的客人和来访的分析师会在这里休息，等候与我们的基金经理会面。在这些来的人里，经常会有我认识的人。为了避免碰见熟人，我通常会绕到后面一个楼梯，悄悄走到另外一个偏僻的洗手间。不然的话，我就不得不花些时间与这些认识的人寒暄几句，不然，就会怠慢这些朋友和熟人，我可不愿意这样。

我的伙伴们毫不沉默

麦哲伦基金绝不是我这个基金经理一个人的独角戏。从1981年开始，我就一直有一个或者几个非常能干的助理，帮我干那些我需要干却忙不过来的事，给上市公司打电话，或者给分析师打电话，使我能够及时追踪上市公司最新动态。我的第一位助理是里奇·芬亭（Rich Fentin），他成了基金经理助理的模范。后来他接手管理富达成长基金和富达清教徒基金（Fidelity Puritan）。

芬亭之后，我又有过几个助理，他们从我的投资失误中吸取了很多教训，现在也都在管理几只十分成功的投资基金：丹尼·弗兰克（Danny Frank），在管理特殊情况股票基金（Special Situations）；乔治·诺贝尔（George Noble），成立了海外基金（Overseas Fund）；鲍勃·史坦斯基（Bob Stansky），接手了成长基金（Growth Fund）；威尔·丹诺夫（Will Danoff），执掌逆向基金（Contra Fund）；杰夫·维尼克，现在管理麦哲伦基金。我的助手还有杰夫·巴梅尔（Jeff Barmeyer）（他现在已经去世）、德布·惠勒（Deb Wheeler）、乔治·多莫尔奇（George Domolky）、卡里·费尔斯通（Kari Firestone）以及现在维尼克的助手贝蒂纳·道尔顿（Bettina Doulton）。

我的这些助理个个精力充沛、聪明能干，有了他们的帮助，我好像长了三头六臂，可以同时完成很多工作。这表明，如果要充分发挥一个员工的潜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授权，让他负起全部责任。

通常如果他们拼命去努力，很快就成长起来了。

基金经理自己做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负责，富达基金公司在投资实践中充分贯彻执行这一原则。这种要求基金经理自己做研究、自己负责的做法，在基金业内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基金业内普遍不是这样的。传统的做法是，基金选股以分析师的研究为基础，先由分析师推荐股票，基金经理再从中选择股票进行投资。这种选股模式对基金经理来说有双重好处，一是这样做基金经理不用费事做研究工作，选股方便又轻松；二是这样做基金经理可以确保自己的职位安全无忧，因为一旦买入的股票表现糟糕，基金经理就可以把责任推向分析师，指责分析师推荐的股票是错误的。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普通业余投资者，听了一位朋友的推荐就买了一只股票，后来在这只股票上赔了钱，老婆知道后对他一顿埋怨，他肯定会对老婆说：“这家伙怎么会这么愚蠢？竟然推荐我买这种烂股票？”普通投资者会骂那个向他推荐股票的人来逃避责任，基金经理也同样如此，他们会在上司和老板那里大骂分析师推荐的是烂股票。

然而分析师也不傻，他知道如果推荐的股票万一表现不好，最终基金经理会把责任推卸到自己头上，他很快就学会如何明哲保身了。分析师不再冒险向基金经理推荐独具眼光的可能大放异彩的潜力股，以免万一失误承担责任，而是推荐那些大家普遍高度认同但潜力有限的股票，比如IBM。因为他们推荐的是市场普遍认同的股票，即使基金经理这个季度投资业绩很糟糕，也无法过多指责分析师。毕竟大家都推荐这种股票，大家都买了，大家都没赚钱，凭什么只怪我啊？

在富达基金公司，由于要求基金经理自己做研究，自己对研究负责，这种互相推诿、明哲保身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不管投资业绩是好是坏，基金经理都要独立进行研究工作，并对结果完全负责。与此同时，分析师照样进行独立研究，然后把在研究基础上推荐的股票名单报送给基金经理，基金经理自行决定是否采纳分析师的股票推荐意见。这样，与那种传统的“分析师管研究，基金经理管投资”的工作分工模式相比，富达基金公司的分析师研究加基金经理研究，就相当于同时进行双重研究。

由于富达基金公司的每一只新基金都需要指定一位新的基金经理，那么每个新的基金经理同时也成了其他基金经理的信息来源。随着富达旗下的基金数目不断增加，公司内部的情报网越来越大，分析质量也不断提高。由于麦哲伦基金是一只资本增值基金，我可以购买的股票范围很广，同事的各种消息和线索对我特别有帮助，包括管理特殊事件股票基金、小盘股基金、成长基金、价值基金甚至是场外交易股票基金的所有基金经理，他们的消息对我都很有帮助。

我非常赞同发行新的基金，比如场外交易市场基金（OTC Portfolio）、海外基金（Overseas Fund）、退休成长基金（Retirement Growth Fund）等。这些基金后来大部分都很受投资者欢迎。即使有少数基金不太受投资者欢迎，这些新基金的基金经理也成了我们探索进入新的市场领域的研究专家。于是我就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发掘的好股票，抓住了不少大牛股。特殊情况股票基金的丹尼·弗兰克第一个发现了房利美的成长潜力，他还发现了一些业绩反转型大牛股。命运基金（Destiny Fund）的乔治·范德海登（George Vanderheiden）促使我购买了欧文斯-康宁公司（Owens-Corning）的股票，而资本增值基金的汤姆·斯威尼（Tom Sweeney）向我推荐了Envirodyne公司，这也是我投资成功的股票之一。

任命新基金的基金经理，也为我们提拔那些天才出众的年轻分析师开辟了新的通道，否则他们可能就会被我们的竞争对手挖到别的基金去了。这样新基金越发越多，我们的基金经理也越来越多。结果富达基金公司旗下就形成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支投资团队。

在我任期的前几年，我们把内部信息交流进一步规范化。原来我们都是在去开冰箱取饮料时在休息室里偶然碰面随便聊上几句，这种非正式交流后来被正式交流所取代，我们每周在一个会议室中定期召开投资例会，在会议上所有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都要提出他们本周所推荐的股票。

后来，为了节省时间，我在主持每周的投资例会时，带一个小计时器，把报警时间设置为3分钟，这样就把每个人的规定发言时间限定为3分钟。不过事实上，我后来逐渐缩短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最后缩短到了90秒。现在我已经退休，才在这本书中讲出实情，反正现在为时已晚，谁也无法找我算账，让我再找机会补偿他的发言时间了。哈哈！

在会议上，人们一谈到自己热衷的话题时，就会特别兴奋，因此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在计时器上动了手脚。不管怎样，90秒对于讲清楚一只股票的故事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准备投资一家公司的股票，那么你对于自己投资理由的解释，既要简单得能够让五年级的小学生都能听懂，又要简短得连五年级的小学生也不会听得厌烦。

我们每周的投资会议并不是要一分高下的辩论比赛。华尔街投资界的会议总是充满了火药味，在激烈的辩论争执中，只有那些唇枪舌剑、能言善辩的人才能生存下来。但是辩论绝非彻底了解股票真实情况的最佳途径。如果这一次会议上你的想法被大家公开批评，下一次会议上你想发言时就会犹豫不决。而且，当大家对你的观点群起而攻之，众口一词批评你时，你以后可能就会对自己的独立研究结论失去自信。

别人充满敌意的批评也许并不会马上影响到你对自己研究结果的信心，但这种被别人批评、充满痛苦的经历会永远刻骨铭心地埋藏在你的内心深处。比如，你的内心会一直记得，在一次投资会议上，你提出，克莱斯勒公司每股只有5美元，简直便宜得难以置信，而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嘲笑你的这种观点。过了一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克莱斯勒公司股票的价格上涨到了每股10美元，某一天晚上，你内心深处那段被大家嘲笑的记忆可能会突然涌上心头，提醒你：“也许那些聪明人的看法都是对的。”于是你第二天起床之后就卖掉了克莱斯勒公司股票，结果后来这只股票又涨到30美元，受曾被众人批评的情绪影响，你卖得太早了。

为了避免伤害发言者的自信心，我们不允许任何听众对别人的发言提出任何反馈意见，作为听众的选择只是自己决定是否听从发言者的意见来选股。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个发言者提出的观点本身的好坏，而不是发言者本人的好坏。最有价值的创见往往来自那些研究选股能力远远胜过言语表达能力的人。当计时器关掉之后，我一定会特别注意尽量抓住那些在发言时并没有表达出来的深层意思。

到了最后，由于参加每周投资例会的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实在太多，一个会议室根本容纳不下，我们每周的投资例会被每天的研究简报所取代。

富达基金公司之外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是另外两个很有价值的重要投资信息来源。我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与竞争对手的基金经理交流一次，偶尔在大街上或者在某次会议上碰到一起时也会借机交流一下。我们一见面就会说：“你最近看好什么股票？”而不是说：“你好！”这是我们这些专业投资者特殊的交流方式。我们永远也不会问：“你妻子现在好吗？”或者是问：“你看拉里·伯德（Larry Bird）那个投篮了吗？”我们这些基金经理的对话往往是以“你最近看好什么股票”开头，接着就会是“德尔塔航空公司好起来了”或者是“我期待着优尼科公司能出现转机”，等等。

理柏、《巴伦周刊》《福布斯》等会对我们这些基金的投资业绩进行排名，互相之间进行比较。基金业绩排名相对而言是靠前还是靠后将会决定下一年基金申购规模是增加还是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基金与基金之间是竞争对手。但是彼此之间的竞争并不妨碍我们互相交流看好哪些股票，至少在我们已经买入了足够数量的自己看好的股票之后，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互相交流。

你肯定不会看到两个棒球队竞争对手的两个教练之间彼此交流最喜欢哪场比赛，但是我们这些互相竞争的基金经理却非常愿意交流看好哪些股票或者买入了哪些股票。如果我们给了竞争对手一个好的投资建议，那么他们以后有机会也会这样做的。

对于那些来自其他基金公司的分析师以及证券公司营业部销售人员的选股建议，我非常注意有选择性地加以采纳。这种选股建议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如果根本不了解到底是谁推荐这些股票就盲目轻信，后果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些名气很大的分析师，往往经常待在装着空调、非常舒服的办公室里，看看资料，写写报告，却很少再出去到上市公司实地调研。也许他们会被《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评为明星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过去两年内经常拜访上市公司并根据实地调研进行了非常扎实的研究。

这种不接触实际，只是闭门造车的投资专家在华尔街上越来越多。这些分析师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向公司和客户兜售自己的观点以及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上面了，而用在扎扎实实做研究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现在能够每天给几个公司打过电话的分析师已经很少见了，能够亲自走出办公室到上市公司实地调研的分析师更是凤毛麟角。

如果我遇见注重实地调研的优秀分析师，我一定会和他们经常保持联系。第一波士顿（First Boston）的玛吉·吉列姆（Maggie Gilliam）就是其中之一，他发掘了家得宝建材超市这只大牛股，并对Limited这家公司进行了敏锐的追踪研究。其他证券公司的优秀分析师还包括：研究公用事业股的国民西敏寺银行（NatWest）的约翰·凯兰尼（John Kellenyi），研究金融服务业的葛朗特（Gluntal）公司的艾略特·施耐德（Elliot Schneider）和研究飞机制造业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乔治·夏皮罗（George Shapiro）。这些有才能的分析师的意见总是值得一听的，特别是在你主动打电话给他们而不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分析师总是爱吹嘘说，他们如何如何第一个发掘到一只大牛股，当时这只股票股价只有25美分，10年后这只股票上涨到了25美元，涨了100倍。第一个发现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看看，在这只股票上涨到5美元以及后来的10美元、15美元时，他是否继续给出第二份、第三份和第四份推荐买入的研究报告。如果这个分析师只是最初推荐买入的话，随着股价大幅上涨，最初的买入信号很快就被忘记了。除非分析师在股价上涨一个阶段后继续推荐买入，否则错失最初低价买入机会的人，就会继续失去在较高价位买入、继续获利的机会。

耐心终有回报

到了1981年中期麦哲伦基金重新对公众开放申购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股票投资上更加有耐心的投资者。基金持有人在持有基金上也变得更有耐心了，投资赎回减少了，这意味着我不用再为了弄到现金而被迫出售手中的股票了。基金的年换手率下降了近2/3，从300%下降到了110%。现在我持仓最大的重仓股会好几个月持续保持不变了，这些重仓股包括：尼科（Nicor），一家天然气公司；菲得斯（Fedders），一家空调制造公司；国际服务公司，一家丧葬服务连锁公司。

到这个时候，麦哲伦基金资产管理规模仍然相当小，只有1亿美元，只能排在所有投资基金的最后5名。我把资金投到了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一家公司，我的投资组合一共有200只股票之多，其中包括：Tandy公司；沙克电台（Radio Shack）的母公司；Quixote公司，它为高速公路上的施工人员生产塑料安全护栏；赞巴达（Zapata）公司，这只股票让乔治·布什发了大财；Chern Lawn公司；七棵橡树公司（Seven Oaks），处理百货商店优惠券；艾尔文（Irving）银行；还有两家快餐连锁公司Chart House和Skipper’s。

餐馆连锁公司和商业零售公司的长期成长潜力，让我印象越来越深刻。通过在全国扩张，这种公司能在10～15年内每年保持20%的高增长速度。在股票投资中，过去，数学计算非常有用，将来，数学仍然非常有用。如果每年能够保持20%的盈利增长速度，那么经过3年半的时间就会增长到现在盈利水平的2倍，而经过7年就会增长到现在盈利水平的4倍。公司盈利增长会推动股价相应增长，并且股价增长幅度常常会超过盈利增长幅度，这正是为什么投资者都愿意为未来增长前景良好的公司股票支付更好股价（在第6章表6-3中列出了麦哲伦基金最重要的50只商业零售业股票名单）。

运用数学上的72定律，能够使你很快算出你的投资翻一番需要多少年。用72除以每年投资回报率的百分比数字，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你投入的资金翻一番所需要的年数。如果每年投资回报率是25%，用72除以25，就能很快算出你的投资能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就会翻一番。如果每年投资回报率是15%，用72除以15，就能很快算出你的投资能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翻一番。

从对各个行业起起落落的长期观察中，我发现，尽管投资于周期型公司股票和特殊情况下股价被低估的公司股票，你可能会取得2～5倍的投资回报率（假如一切情况顺利的话），但是投资于零售业和餐饮业公司股票会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零售业和餐饮业公司不仅增长速度和高科技公司（电脑制造商、软件生产商、医药生产公司）一样快，而且风险普遍要低得多。如果竞争对手开发出一种更好的产品，那么一家电脑公司的市值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损失一半，但是对于一家新英格兰地区的甜甜圈连锁餐馆公司来说，即使有人在俄亥俄开了一家更加高级的甜甜圈餐馆，公司股票市值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要用上10年的时间，竞争对手才可能发展到把分店开到自己的地盘，投资者也才能看到竞争对手开始对公司产生威胁。

1981年年底，我卖掉了Circle K连锁便利店和宾州中央铁路公司这两家刚刚走出破产困境起死回生的反转型公司股票，获利了结。我还卖出了生产吃角子老虎机并经营赌场的巴莱（Bally）公司的股票，买入了另外两家赌博公司阿尔西诺（Elsinore）公司和国际娱乐（Resorts International）公司的股票。1982年早期，我又再次买入Circle K连锁便利店的股票。当时我最大的重仓股是玩具制造公司曼特尔（Mattel）公司，占了基金投资组合3%的仓位。而我的前十大重仓股还包括：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Pic’N’Save，这是一家加利福尼亚的折扣连锁店；沃巴提姆（Verbatim）公司，这是一家磁盘制造商（我又一次在高科技公司股票上栽了跟头）；霍恩-哈达特（Horn&Hardart）公司，它经营着Bojangles餐馆及礼品邮寄业务；还有Pep Boys—Manny，Moe&Jack，你可不要把它们和《三个小丑》（Three Stooges）混在一起，当这家公司开始从汽车配件销售中赚到大钱时，它们可是“三个圣人”。

回头看看我选择的公司：Pep Boys公司、七棵橡树公司、Chart House公司、得力信用公司（Telecredit）和库珀轮胎公司（Cooper Tire），我现在发现，我喜欢的一些公司股票的确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包括：资产负债表非常稳健，发展前景良好，但是大部分的基金却都不敢买入这些公司的股票。正如前面我已经提到的，一个关心职位安全只想保住饭碗的基金经理总是倾向于购买市场普遍认同的大公司股票，比如IBM公司，而回避投资于那些不被市场普遍认同的公司，比如七棵橡树公司。如果七棵橡树公司的股价下跌了，那么受到指责的就是推荐买入七棵橡树股票的人。但如果是IBM公司的股价下跌了，受到指责的并不是推荐买入IBM股票的人，而是IBM公司本身，怪只怪IBM的表现“太让市场失望了”。

是什么使我能够偏离这种愚蠢无效的常规工作模式呢？在一个像麦哲伦完全放开没有什么约束的基金中，没有任何人时时刻刻在我背后监督着我。在许多公司里存在着一种层层监督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在前面监督着他的下级的所作所为，而同时又担心着他的上级在后面如何监督他的所作所为。

我认为，一旦你不得不总是担心你的上级对你的工作怎么看时，就根本无法做一个专业人士了。你不再对你所做的事情完全负责。这使你的内心开始怀疑你是否具备胜任你的工作的能力，否则的话，为什么你的上级会监督你的一举一动呢？

上级严密监视，根据工作结果大放马后炮，会让你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我有幸无须受这样的折磨。我有着充分的自由，可以购买那些没有人曾经听说过的陌生公司的股票，或者是在40美元时把它卖出了而后来改变主意又在50美元时高价再次把它买入（我的上司也许会认为我这样低价卖出后再高价买回来简直是疯了，但是他们却并不会说我）。我不用在每日例会或者每周例会上为我的选股进行辩护，或者屈从于那些乱七八糟的批评而改变自己和自己的投资策略。

仅仅是想方设法争取战胜市场，就足以让基金经理忙得够呛了。再要求基金经理每天都要遵守计划或者解释投资策略，都是额外增加的负担。只要我们遵守基金募集说明书明确的规定，只要每年年终根据投资业绩进行一次评估就够了。除此之外，不应该有人干涉我们为什么购买名不见经传的Golden Nugget公司和霍恩-哈达特公司的股票，而不是购买人人皆知的大公司雷诺德铝业公司（Reynolds Aluminum）和陶氏化学公司（Dew Chemical）的股票。

到了1981～1982年，我开始在星期六加班，我用这额外的一天时间来清理办公桌上的一大堆东西。我得仔细阅读一大堆信件，有时我一天收到的信就有3英尺高。在2月和3月，我必须要看很多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我还要重新翻看一遍记录与上市公司有关人士交流情况的笔记本，看看什么情况导致公司股票下跌了（当我与一家上市公司进行交流时，我总是记下当天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同时分析一下公司基本面变好了还是什么也没变。我的目标是在下午全部搞定，但有时候怎么也忙不完。

1982年上半年对于股市来说一切都太糟了。贷款基准利率上升到了两位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也上升到了两位数。生活在郊区的富人忙着抢购黄金以对付通货膨胀，购买猎枪以防身，囤积罐头以防食品短缺。那些已经有20年没去钓过鱼的商人也害怕经济崩溃后，只能自己钓鱼吃了，赶紧给钓鱼竿的钩丝螺旋轮上好油，重新购置各种钓鱼用具，把箱子装得满满的，以防杂货店突然关门无处可买。

利率上升到如此之高的水平，以至于长期国债连续好几个月成了麦哲伦基金最大的投资头寸。美国政府为这些国债支付13%～14%的高利率。我并不是害怕风险不敢买股票，作为防御性投资才购买长期国债，而是因为当时长期国债的投资收益率已经超过了一般情况下股票的预期投资收益率。

这就使我们总结出了第8条林奇投资法则，也是持有股票总是优于持有债券这个一般性投资法则的唯一例外：

林奇法则

如果长期国债的投资收益率高出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的红利收益率6个百分点或更多，那就应该卖出股票而买入长期国债。

我当时认为，只要经济不会崩溃，每个人只能靠钓鱼来吃饱肚子这种噩梦不会成为现实，那么，利率就不会进一步提高，也很难在如此之高的利率水平上维持太长时间。如果经济崩溃果然发生，真的到了每个人只能靠钓鱼来吃饱肚子的地步，那么我也得和大家一起去钓鱼了，也用不着再担心麦哲伦基金的投资策略了。但是既然我认为经济根本不会崩溃，利率也不会一直维持这么高的水平，那么我就应该把资金全部投资在股票和长期国债上。

我真是怎么也搞不懂，为什么投资者匆忙变现，卖出股票和债券，手里持有一大堆现金，以提前做好应对发生摧毁一切的大灾难的准备？一旦真的摧毁一切的大灾难发生了，即使存在银行的现金也会和股票证券一样，变成废纸一张，毫无用处。但是，如果摧毁一切的大灾难没有发生的话（根据历史记录来看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么这种匆忙中以很便宜的价格抛出所有股票，换成现金以防灾难发生的自以为是“谨慎”的行为，其实反而是十分鲁莽的。

在1982年年初的一片恐慌之中，我始终保持镇定和冷静，关键在于我有一套经受住恐慌考验的办法，那就是专注于更大的大局，设想最坏的事情不会发生，然后问自己，如果最坏的事情不会发生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断定利率迟早会降低，而一旦利率降低，持有股票和长期国债都将会大赚一把。

（事实上，1982～1990年，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上涨了4倍，30年期长期国债收益率比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稍微高一点。但是到了1991年，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上涨了31%，债券表现就很差了。这再次证明，从长期来看，股票投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债券。）

在股市暗淡萧条的年代里，财经评论家喋喋不休地评论着汽车销售暴跌，好像汽车销售暴跌会让汽车行业永远陷入不景气的痛苦之中一样。但依我看来，不管经济是否衰退，美国人终究都要回到汽车销售商那里去购买汽车。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就像人必将死亡或是波士顿红袜队必然会失败一样确定无疑的话，那就是美国人必然会购买汽车。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在1982年3月买入了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实际上我是偶然发现克莱斯勒公司这只好股票的。一开始我认为，汽车行业复苏，福特汽车公司将会大大受益，我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开始调查研究。在与福特公司的交流中，我发现克莱斯勒公司会在汽车复苏中受益更多。和往常一样，我对一个投资机会的研究却导致我发现了另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就像一个探矿者溯流而上寻找金子一样，总是会有更大的发现。

那时，由于华尔街都预计这家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将会破产，就像宾州中央铁路公司这家大公司轰动一时的破产一样，因此克莱斯勒公司的股价曾经一度跌到只有2美元。我翻了一下克莱斯勒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竟然发现这家公司账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现金，这些现金大部分来自把坦克业务分部出售给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的收入，因此说克莱斯勒公司马上就会倒闭破产绝对是危言耸听了。克莱斯勒公司有可能会破产，但至少在两年之内不会破产。美国政府已经为克莱斯勒公司提供担保，使其能够得到足够的贷款，确保公司在短期内继续生存。

如果汽车销售一直十分景气，而克莱斯勒却由于管理糟糕导致它们生产的汽车卖不动，那么我可能对克莱斯勒的前景比市场还要悲观。但是整个汽车行业过去一直都十分萧条，马上面临复苏。由于克莱斯勒公司已经减少了它的债务，而且即使是在目前销售相当差的时候，公司仍能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因此一旦行业复苏，公司销售回升，克莱斯勒的盈利就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上涨。

1982年7月，我拜访了克莱斯勒公司总部，参观了这家公司的新车型，在公司投资者关系部门主管鲍勃·约翰逊（Bob Johnson）安排的会议上，我与几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交流。这一天很可能是我整整21年投资生涯中的最重要的一天。

原计划这次会议只有3小时的时间，结果却整整持续了7个小时，而且原计划与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Lee Iacocca）只是简单交谈几句，结果却谈了2个小时。最后，我看到的是，克莱斯勒公司不仅拥有足够的资金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存，而且公司还在不断创新，开发的新产品充满活力。

道奇Daytona、克莱斯勒Laser和G-124型涡轮跑车都即将下线。G-124加速比保时捷汽车还要快，能以更短的时间从起动加速到每小时60英里。公司产品系列丰富，既生产满足年轻人需求的敞篷车，也有运动型的New Yorker。最令艾柯卡先生兴奋的是他们研发的新产品，代码为T-115，他称之为“20年来汽车行业最创新的产品”。这就是著名的克莱斯勒厢型旅行车（minivan），后来9年间就销售了300万辆。

不过，当时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轿车，而不是厢型旅行车，可正是这种非常畅销的厢型旅行车最后拯救了克莱斯勒公司的命运。可见，不管你多么了解一个行业，这个行业也总会发生一些令你意想不到的事。克莱斯勒厢型旅行车是汽车设计和工程制造上的重大历史突破，但这一次突破不是来自日本、德国或者瑞典，而是来自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的厢型旅行车在全美的销售总量远远超过沃尔沃汽车，两者销售量比例是5∶1。

克莱斯勒是一家有着数百万流通股的大盘股，这使我们麦哲伦基金能够在这只股票上投资相当大的头寸。整个华尔街都认为克莱斯勒公司肯定要完蛋了，以至于那些投资机构都纷纷抛出这只股票，甚至连分析师也停止跟踪研究这只股票。1982年从春天到夏天，我大量买入这只股票。到6月底，克莱斯勒已经成为我的第一大重仓股。到了7月，我把麦哲伦基金5%的资金全部投资到这只股票上了，这已经是证监会所允许的基金投资单只股票的规模上限。

整个秋季，克莱斯勒公司都是我的第一大重仓股，在它后面是霍恩-哈达特公司、Stop&Shop、IBM和福特汽车。如果证监会允许的话，我肯定会把麦哲伦基金10%～20%的资金全都投到克莱斯勒公司股票上，尽管当时我的大部分朋友和同行都说我疯了，竟然购买一家快要破产的公司股票。

到了10月，我在债券上的投资比例降到了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的5%。大牛市真的来了。利率已经开始降低，经济已经出现复苏的迹象。和每一次经济衰退结束时一样，周期型股票又开始引领股市创出新高。根据股市行情变化，我相应卖出了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当时基金的11%资金都投在了汽车股上，还有10%投资在零售业股票上。

我这样大幅转变基金的资金配置，并不是基于新闻报道，也不是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讲话，而是基于我对一只只股票进行的个案研究，我研究了一家又一家公司，结果都表明，业务在不断好转。

在此期间，基因科技公司（Genetech）上市，开盘价为25美元，在一天内就火箭般蹿升到75美元。这是我购买的新股之一。

万圣节前的一个周末，我第一次上了著名的《华尔街一周》（Wall Street Week）电视节目。直到摄像镜头对准我开始拍摄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我才见到节目主持人路易斯·鲁凯泽（Louis Rukeyser）。他走进摄影棚，弯下腰对我说道：“别紧张，和平时聊天一样，你会表现很好的，只不过是有800万人在看你而已。”

鲁凯泽在节目开始讲了一个万圣节的笑话，他说，政治家比那些恶魔鬼怪更让华尔街害怕。然后3个评论人士——丹·多尔夫曼（Dan Dorfman）、卡特·兰德尔（Cart Randall）和朱丽亚·沃尔什（Julia Walsh）对过去一周股市和经济情况发表了一些评论。像往常一样，他们对很多事情非常忧虑。第一件事是，道琼斯指数在上周五下跌了36点。报纸上对这次大跌大加渲染，称之为“1929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其实这种比较实在是荒谬透顶。1982年道琼斯指数在990点时下跌36点，和1929年道琼斯指数只有280点时下跌36点，二者计算下跌幅度的基数完全不一样，只以下跌点数来比较跌幅是不合理的。

股市风云变幻，有多少次，当时看起来似乎要天崩地裂，后来只不过是小小波澜，反过来又有多少次，当时看起来似乎只是小小波澜，后来却是天崩地裂。

主持人问道，是什么使市场如此惊恐？3位专家回答了一大堆原因，其中包括：对汽车制造商约翰·德洛雷安（John De Lorean）的起诉，Tylenol胶囊含有氰化物导致7人中毒身亡引起一片恐慌 以及选举将至大量国会议员可能会落选等。鲁凯泽先生宣读了一封观众来信，这位观众担心，一旦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发生危机，可能会耗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有资金。3位评论员认为，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鲁凯泽先生在这个问题讨论结束时，开玩笑说，政府总是能“在需要时多印一些钞票”，他哪里想到这个玩笑后来竟然会成为真的了。

轮到我出场时，他们把我从一边领上台来，非常友好地介绍我是“过去5年中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我管理的麦哲伦基金投资收益率高达305%，在理柏基金排行榜上排名第一。我穿着浅褐色西服和蓝色衬衫，大家在上电视时一般都是这样打扮。我有些紧张，在金融界，能上鲁凯泽的《华尔街一周》电视节目，相当于获得奥斯卡奖一样风光无限。

鲁凯泽先问了我几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每年要拜访200多家上市公司，还要阅读700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我借用了爱迪生的名言“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我把自己投资成功的秘诀概括为“投资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当时我的确是如此勤奋努力的。鲁凯泽纠正我说：“那是爱迪生关于天才的说法，而不是关于投资的说法。”我却没有接上一句话。我当时太紧张了，一时想不出机智的回答。

鲁凯泽想更多了解一下我具体是如何进行投资操作的。我该怎么说呢？“噢，鲁凯泽，很简单，我只买入我看好的股票。”我当然不能这样说。我于是回答道，我把麦哲伦基金的投资组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小盘成长股和周期型股票，另一部分是保守型股票：“当股市下跌时，我卖出保守型股票而增持小盘成长股和周期型股票，当股市回升时，我就卖出小盘成长股和周期型股票中已经获利的股票，再用这些资金买入保守型股票。”其实，在上电视节目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向800万电视观众所描述的投资策略，与我实际上运用的投资策略，肯定很难符合。

当鲁凯泽问我喜欢哪些股票时，我说自己喜欢的股票包括巴萨特家具公司（Bassett Furniture）、Stop&Shop以及汽车公司的股票，尤其是克莱斯勒公司。我解释道，汽车工业已经经历了两年的萧条，一旦行业即将复苏，克莱斯勒公司盈利将会大幅增长。多尔夫曼对此发表了和华尔街相同的观点，他怀疑投资克莱斯勒公司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对此，我回答道：“我愿意承担风险。”

当有人问到高科技公司股票的时候，气氛就变得比较轻松起来。我坦白地承认，我不仅仅是对高科技一窍不通，甚至“电流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从来都没有弄明白过”。大家听了笑成一片。鲁凯泽问我是不是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古董”时，我机敏地回答说：“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尽管我在电视上紧张兮兮，但是，在鲁凯泽的电视节目中的露脸，让麦哲伦基金的销售奇迹般大增。咨询电话响个不停，订单迅速增加，让富达基金公司销售部门非常繁忙。1981年，麦哲伦基金合并塞拉姆基金时，其基金规模只有1亿美元，到了1982年年底，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规模就增长到了4.5亿美元。新的申购资金增长速度非常快，简直是汹涌而来：10月是4000万美元，11月是7100万美元，12月是5500万美元。这种速度在4年前是根本想象不到的。当然这和当时股市飞快上涨有很大关系。

在过去，我想买进一只新的股票，却没有资金，不得不卖出另一只老的股票。现在情况可大不同了，我有了充足的资金，既能保持老的股票投资头寸，同时又有资金来购买新的股票。根据规定，我不能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在克莱斯勒公司股票上，所以我就把一些资金投资到其他汽车公司、化学公司和零售公司股票上。在3个月内，我购买了166家不同公司的股票。

我投资的这些公司中，有一些是大盘股，但大部分不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个让我想不到的现象是，当麦哲伦基金规模很小时，我的投资集中在规模较大的公司股票上，但当麦哲伦基金规模变大后，我的投资却集中在规模较小的公司股票上。这并不是一个我特意安排的策略，但这种投资策略却相当成功。

进入1983年后，麦哲伦基金继续很受欢迎。2月，新的申购让基金资金增加了7600万美元，而到3月又增加了1亿美元。在一个非常低迷的股票市场上，更容易找到值得购买的好股票。但是在1983年年初，道琼斯指数已经从1982年的低点上涨了300点。许多科技股股价都上升到一个令人吃惊的高位，这种天价在未来6～7年都难以再现。股价高得惊人让华尔街一片欢腾，但却让我一片沮丧。我更愿意看到股市大跌300点，让我能够趁机低价买入一些好股票。

股价大跌而被严重低估，才是一个选股者真正的最佳投资机会。股市大跌，人们纷纷低价抛出，这时我们的投资组合市值会损失30%，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要把这种股市大跌看作一场灾难，而要把股市大跌看作一个趁机低价买入股票的机会。巨大的财富往往就是在这种股市大跌中才有机会赚到的。

克莱斯勒公司仍然是我的第一大重仓股（占基金总资产的5%），而且在1983年大部分时间里都一直保持着第一大重仓股的地位。克莱斯勒股价在8个月内就上涨了一倍。霍恩-哈达特公司、Stop&Shop和IBM公司仍然位居前5大重仓股之列。我尽一个基金经理的本分在IBM公司上保持了3%的投资比例（事实表明这一比例要低于在整个标准普尔500指数中IBM公司市值占4%的比例）。大家普遍认为：除非你持有大盘蓝筹股，否则你就称不上一个真正的基金经理人。我这样投资IBM，也许是下意识地想符合这种普遍的说法。

1983年4月，麦哲伦基金规模增长到了10亿美元，这是一个里程碑，让办公室内欢呼一片。此后不久，一位新闻评论人士就提出，麦哲伦基金规模已经太大了，很难再取得成功了。这种观点很快在公众中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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